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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也以对性契约的故事的继续压制为基础。
儿子不仅夺取了被击败的父亲的父权，而且同时还夺取了他的政治权和性权，这一点没有人提及。
因此，契约主义反对父权主义似乎就是在反对男权制。
并且，把男权制视为父权主义（或者说，把国家比做父亲）还巧妙地抹平了父母…孩子关系与成年男女的男权关系之间的不同。
我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论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父权主义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法律上的禁止或控制行为是“取得一致意见的成人”之间的行为。
“父权主义”这一标签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家庭关系上，因此对男女契约关系问题遭到歪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们不必为父权主义的意义担心，不必解读社会起源的故事，不必把家庭与男权制联系起来。
有很多人还在大声疾呼妇女的恰当社会位置就是家庭的私人世界，五花八门被用来使我们安于现状的社会和法律规定都咬住家庭关系不放。
把男权制与家庭相等同具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最近被说成是最有权威的家长！如果有关父权的委任状已经过期了很长时间——法律和社会授予父亲的家庭权力现在已经成为它们曾经拥有的过去的一个阴影——的话，那么是什么东西在维系着男权制？某些受到在美国流行一时的社会学心理分析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做出的回答是，它由母亲维系着；或者，推而广之说，答案就是生儿育女几乎是妇女的专职，男权制就是通过这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而得以维系的。
混乱的男权制概念（8）
南希·肖多洛在其颇有影响的《生儿育女》中声称“社会性组织中某些普遍存在的性别失衡是妇女的生儿育女行为所产生的”。
肖多洛：《生儿育女：心理分析和性别社会学》（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第9～10页。
更为奇怪的是，艾萨克·巴布斯也曾经说过“母亲垄断对孩子的养育”是“男性统治的心理基础”，母亲的前俄底蒲斯权力是男权制的核心；“顺从和支持权威主义政治学的最终根源不是父亲经验而是母亲经验。
”巴布斯：《马克思主义与统治：一种关于性解放、政治解放和技术解放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心理分析理论》（Marxism and Domination：A Neo…Hegelian，Feminist，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Sexual，Political，and Technological Liberation），第311～312页和第324页。
这种解释以强调婴儿的前俄底蒲斯阶段、强调似乎全能的、贪婪的、要吞噬一切的母亲的心理分析理论以基础。
（参看汉纳·皮特金对马基雅维里的新解释《命运是一个女人》。
）心理分析理论中对起源的猜测来自强调俄底蒲斯情结的理论；像社会契约论一样，它们也讲述了父亲被儿子所杀的故事（愿望）。
这两位作者都认为“共同承担父母责任”（shared parenting）是解决父权制的方法。
为了维护所谓的“父母的权利”，必须把“男权制母亲”赶下王位，这种观点与母系制被推翻的故事遥相呼应——只是这一次经过一个自相矛盾的父权制将寿终正寝的迂回。
说这种观点荒谬并不意味着父亲不应该照顾他们的孩子，荒谬之处就在于男权制产生于妇女作为母亲的地位这种观点。
公民社会赋予母亲的意义和价值是把性别差异建构为政治差异的男权制的一个结果。
母亲的权力是男权制的核心这种观点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极少有人注意男权父亲及父权的社会政治意义。
也许这就是女性主义对于男权制的看法的最令人惊奇的疏忽。
“父亲”意味着一个男人与一个孩子有着一种自然的生理学关系，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假设。
这个假设是说性交与父亲身份之间具有明确的关系，以至于“父亲成为母亲的同义语”。
德莱尼：《父亲身份的意义与关于处女生子的论战》（The Meaning of Paternity and the Virgin Birth Debate），第495页。
（阿尔伯特·赫希曼使我注意到德莱尼的观点，谨以致谢。
）（男权）父亲仅仅是父母中的一方。
当然，父子关系比母子关系更难以确定，人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父亲无疑是存在的。
问题的是，这个小孩究竟是哪个男人生的。
当考虑到财产问题时，谁是孩子的父亲就会具有政治意义，男人必须想方设法保证女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欺骗他们。
例如，卢梭就宣称不忠实的妻子“使家庭破裂并毁坏了一切自然关系。
她把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给他，这样她就背叛了双方。
她既不忠又不义。
我很难看出从这种行为中还有什么混乱和罪恶不会滋生”。
卢梭：《爱弥儿》（Emile），布卢姆译，第361页。
更为根本地说，确认父亲一直就问题重重。
确认母亲却没有什么困难。
一个生了孩子的妇女就是母亲，一个妇女只能承认她生的孩子；母亲既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又是一个社会的事实。
但是，一定的时间差距把性交行为与生孩子的行为隔离开来；男人在性交中的作用与生孩子中的作用之间有什么联系？人们必须寻找或发明父亲。
父权与母权不一样，它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事实，一项人类的发明。
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曾经指出，男权制政治生活是男人克服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的需要的一种结果。
男人在性交时排出精子与一个孩子的出身之间的间隔导致男人创造出政治理论和政治组织；“男性生育者，由于他外在于生育过程而有必要建立中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男性创造者。
他所创造的是社会生育关系的制度形式。
”奥布赖恩：《生育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第56页。
男人为了作为父亲而占有孩子，就有必要精心构造一些制度机制，其中就包括婚姻和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的制度。
然而，要把父权视为创造性政治力量，并没有必要求助于男性生育者的本体论证明（我将在第七章指出，所谓的代孕契约就取决于这一事实：男人的精子可以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与男子分离，因此与其他个人财产有所区别）。
奥布赖恩的观点断定，男人试图通过消除不确定性而使父权获得与母权相当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然，男权制父权通常就取决于父权与母权的不同社会意义。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某些太平洋岛民是否知其父的问题，人类学家再一次进行了争论。
卡罗尔·德莱尼最近指出，人类学家的观点就基于对父权的社会意义的忽视。
混乱的男权制概念（9）
有些说明明显地流露出他们对父权的社会意义的无知，精确反映了社会对父亲身份的建构。
母亲和父亲的生理学事实从来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被视为是一样的；“母亲意味着养育。
父亲意味着创造（begetting）。
父亲意味着首要的、根本的和创造性的作用。
”德莱尼：《父亲身份的意义》，第495页；以及第500～502页。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用德莱尼的术语来说，生育一直被视为是“单生的”（monogeic），是父亲精子的创造力量的结果。
正如罗伯特·费尔默爵士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单生观是古典男权主义的核心，它在当前依然存在。
我在写作这一章时，据说荷兰大主教还在宣称妇女等待男人的精子，后者是“新生命动态的、主动的、男性的发祥者。
”1987年3月15日的《纽约时报》。
我所感兴趣的是这种创造性男性能力的政治含义，它在现代已不是指父亲的能力。
正如奥布赖恩所说，男权制声称男人不仅是新的物理生命起源的首要推动者，而且也生产社会政治生活。
奥布赖恩认为我们缺少一种生育哲学。
在一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事情又根本不是这样。
政治理论中充斥着男人创造政治、男人创造政治生活的新形式或者说创造政治生活本身的故事。
在巴霍芬对母系制被推翻和文明得以创造的推测中，父权的发现据说是颇为关键的转折点。
如果文明要出现，就必须击败妇女的权力；父权的发现是使得男人能够成就这一辉煌战功的至关重要的知识进步和创造性力量。
在旧的身份世界与现代契约世界之间的转折点上，出现了另一种男性政治创生故事。
原始契约故事也许是有关男人创造政治新生活的最伟大的童话。
但是，这时妇女已经被打败了，已经宣布她们对生育和政治来说无关紧要了。
现在父亲受到攻击。
原始契约表明他是如何摄取对政治创造力的垄断并与男人一起分享的。
在公民社会里，不是父亲而是所有男人都能创造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
政治创造性不是属于父权而是属于男权。
但是，应该如何来精确地描述男人创造力所创造的社会秩序的特点？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后男权制的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经写道：“作为男权制生活的最后的历史形式的封建家庭长期以来就已经毁灭了，社会单位现在已不再是家庭或家族……而是个体；或者至多是一对个体以及他们的未被解放的孩子。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罗伯逊（JMRoberson）编《全集》，第2卷，第2篇，第2章，第3节。
同样，如果现代社会是无父的，那么，一切旧形式就一定已经被留在了过去；“这一（公民）时期所特有的统治表现为一切关系和行为都转化为客观的、工具性的、非个人化的形式。
”本杰明：《再论权威和家庭：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Revisited：or，A World without Fathers？），载于1978年4月3日的《新德国批判》（New German Critique），第35页。
非个人的契约关系取代了旧的人身从属关系或者说男权制。
换句话说，男权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公民契约关系所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男权关系在形式上是相互排斥的。
基恩·特赖布（Keith Tribe）最近从这一角度对霍布斯和洛克的观点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在17世纪的“话语”中，“男人”作为政治和经济代理人，不是资本主义话语中的自由个体，而是男权制家庭的家长。
在霍布斯和洛克的写作框架内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话语演示”。
男权制家庭包括仆从和奴隶（它不是由丈夫、妻子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家庭的主人并不是作为资本家来指导仆从的行为的。
作为经济代理人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形式。
特赖布：《土地、劳动力和经济话语》，第3章。
然而，特赖布的论证忽视了原始契约以及现代男权制与传统或古典男权制的不同。
一个家庭的家长不是一个资本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隶属关系都具有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隶属关系也不是后男权制的。
霍布斯和洛克的“话语”必然为男权制和资本主义留有余地；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的“个体”就是家（就是后来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栖身的“家庭”）长，对此我会详细地加以探讨。
要理解现代男权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有必要把主人和仆从或者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契约牢记在心，并对私人领域的“个体化的”契约与资本主义公共世界的“非个体的”契约之间的联系进行思考。
遗憾的是，极少有女性主义者在讨论男权制和资本主义时把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个最近出现的女性主义观点认为男权制的早期家庭形式现在已经由一种公共形式所取代，例如，布朗的《母亲、父亲和孩子：从私人男权制到公共男权制》（Mothers，Fathers and Children：From Private to Public Patriarchy），载于萨金特编的《妇女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Woma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混乱的男权制概念（10）
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论及男权制变革之前超家庭关系的性质问题。
公民亦即公共领域在这种最近的变革之前是外在于男权制的吗？在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的讨论中，一个典型的假设是，男权制是普遍的和/或父权的、家庭的。
这样男权制似乎早于资本主义，现在，它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与资本主义关系是并列的，或者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附属品。
对这两种社会形式之间的联系的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解释以一种所谓的双重制度观为基础；男权制和资本主义被视为两种独立的制度。
男权制有时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有时被视为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质性社会关系。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被广泛引述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是对后一种观点的最好表述。
她把男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伙伴”关系；“男权制作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体系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资本积累既使自己适应男权制社会结构，也有助于使它永恒化。
”哈特曼：《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载于萨金特编的《妇女与革命》，第19页和第3页。
正如批判者已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