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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已经变了，但是我们的政治军事战略却一成不变。反恐战争是一场美国政府的现世未来目标同其敌人的超未来目标之间的战斗。当那些人想着死后的世界时，短期的胜利就没有意义。采用二战的战略就有可能使得那种（灵魂不死的）永恒感对敌人更有感召力。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边倒的打击中，美国人所使用的策略正是沿袭了英国军队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也是美国内战时柏可特（Picket）对连发枪的控告。这是血淋淋的蠢事，而不幸的是：这是人类的鲜血。
超未来：善良或邪恶的工具
正如多数动力装置一样，超未来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作恶。我们已经目睹了超未来信念是如何促成一小群信仰者的邪恶行为。超未来信念是不可验证的，这使它们尤其的强大、不稳定。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说过关于超未来的矛盾且不可验证的信念是人类灾难的秘诀所在。在《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中他写道：
“告诉人们死后关于分歧的、矛盾的、不可验证的观念，然后强迫他们以有限的资源一起生存，结果显而易见：谋杀和休战的无限循环。如果历史能够揭示任何一个直白的真理，它肯定是缺乏来世存在的证据，而这经常是引发了我们最邪恶的一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入这个恶魔般的时间机器中，你就找到文明衰落的秘诀了。”
如果这个秘诀不改变，那么哈里斯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哈里斯的正确判断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重新设置这个时钟，如果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将消极的过去时间观、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转换为积极的过去时间观、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我们应该因为人们的过去而尊重他们，并且允许他们享受当下。要达成这种变化，首先要做的是，给那些缺乏资源和机会的人提供诸如食物、住所、金钱、教育、工作、娱乐以及放松和狂欢的机会，这些都是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基本需求。
其次要向人们慢慢灌输一种思想：即要想获得期望的机会就必须有个人责任感，必须鼓励和奖励个人的进取心。内心动机的“余烬”要仔细对待、细心煽动，要以“我能行”的姿态取代宿命主义的被动性。
最后要调和超未来时间观，并辅以更加实际的未来时间观。期望别人改变其超未来信仰是天真甚至无用的，而且可能会激化冲突。更合理的方法是在他们通往希望之乡的路途上给予希望、机会和满足。未来时间观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家庭环境。人们相信，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在将来带来所预料的可喜成果。在缺乏稳定环境的情况下，准确地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要创造社会、经济、政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创造引导它们、保护它们、稳固它们的机制，并且排除那些威胁它们的外部因素。
超未来观是动机的主要来源，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它都很有价值。对于那些不能得到物质成功的人来说，超未来使他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容易、更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超未来目标鼓励人们的行为超越对当下生活的关注而有利于未来的人民。当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决策会产生恒久影响时，政府便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如果政府无法落实“保护和服务”的立法宗旨，他们必然会在日后自尝苦果。超未来信念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仅仅是我们的主观臆造）只有在我们死后才能知道。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超未来信念软化了艰难的现实，增强了自我价值，为生活增添了意义。那些有世俗超未来观的人会因这些信念而为未来的人类造福。那些有宗教性质的超未来信念的人会不惜牺牲现在的自我而为自己的灵魂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不看重现世的金钱、名声或享乐，而乐于以死来换取来世的报酬。他们遵循着自己的永久性戒律，期待着从现世走向永恒的过程中，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在来世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二部分 生活中的时间悖论
第6章 时间VS。身体和健康
“我们肯为了时间牺牲健康，却不肯为健康花时间。”
时间的疗效
两百多年前，著名的植物学家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创建了，也可以说是培植了生物钟。他精心挑选了各种不同种类的植物，这些植物在一定的时间内或绽放或凋谢。他将这些美丽的花朵植物摆成圆形，每种植物对应1小时内的某个时刻。他的“花钟”能准确地对应约30分钟的时间刻度。就18世纪的计时标准而言那是相当好了！
正如林奈的发现一样，植物也可以与周围的世界同步。它们通过开放或凋落来追随太阳的步伐并与其轨迹一致，与此同时，植物还与昆虫传粉周期相一致。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时间也生活在我们当中，时间生活在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之中。
我们都知晓自然界的时钟——候鸟迁徙，日月轮回，四季交替以及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等都是时间流逝的标志。你可以通过心脏的跳动来计算分秒，通过月经周期计算月份，甚至可以通过宠物计时。猫要是喂晚了，它就会折腾自己的主人。
生理学家、医师、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ev）可不仅仅是养狗迷。他通过狗分泌唾液的经典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定律。在实验室中，他发现狗通过分泌唾液来期待食物的到来。在学术界，巴甫洛夫还以严格守时而著称。1917年的某一天早晨，他的助手因为路上遇到革命者设置的路障而只能绕道来到实验室，对巴甫洛夫而言，任何原因都不可以构成迟到的理由，因为实验需要严格的时间限制，晚到10分钟的助手毫无疑问地受到巴甫洛夫的责骂。然而，正因为这10分钟的迟到，他们的研究有了惊人的发现：当实验室中的狗听到助手的脚步声而没有看见食物时，它同样分泌了唾液！这让他们发现了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深入研究了这一现象，并称之为“精神分泌”。后来他证实该现象为一种新的行为理论——条件反射。狗学会向那些即将可以吃到食物的刺激作出条件反射。时间让它们将不同的事件联系起来。事实上，所有的动物，从低级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级的人类都会以预见性的方式作出条件反射，有些可以更改，有些则很难改变。
老鼠和鸽子同样能对时间作出反应。心理学家华生（John Watson）和斯金纳（B。FSknner）通过老鼠和鸽子的实验创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他们训练动物通过压杠杆来获取食物。一些动物每压一次就会得到一次食物；而有些动物会在固定的时间段之后才能得到食物。例如，一只老鼠压了杠杆，并得到了食物，这个老鼠要等10分钟之后才能得到另一份食物。但当老鼠置于这种情景时，它会每次都压杠杆以期每次都得到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鼠知道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获得食物。于是老鼠就不会持续地压杠杆，而是去玩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有趣的发现是：当10分钟的间隔快到时，老鼠会回来反复压杠杆，就像内在的生物钟被敲响了，并告诉老鼠时间间隔即将结束一样，它必须不断地压杠杆才能获得食物。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同样被生活左右而依据时间做事。但是有些感知时间的方式已经被深深根植于身体和大脑之中，已经内化为我们的行为并且实现了自动化。
大脑中的时间
时间被记录在哪
既然植物、动物和人类都能够记录时间，那么时间被记录在哪里了呢？事实上，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一个简单的时钟，主要的生物钟位于交叉型的细胞核内，即SCN。SCN是指一个位于大脑底部的下脑丘附近两条主要视神经交叉的地方，大约10 000个脑细胞所组成的集合。视神经是SCN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它的坐落位置使其具有窗口的特征，脑部分泌的荷尔蒙可通过这个窗口去控制大脑的其他部位和身体的功能。
SCN的基本任务是控制我们体内的生理节奏。“circadia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irca”，意为“大约”，“dies”是“天”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大约一天”。超过50种生理节奏由SCN控制，它包括血压、消化酶、生育周期、心情、睡眠周期等。我们的生物钟走的有点慢，因为每个生理的一天要比24小时稍长一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生物钟紊乱呢？虽然我们的生物钟不如上发条的手表精确，但是它能够不断的自我调节。自然环境也可以调整我们每天的生物钟，因此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能够始终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
对于人和动物，光是最重要的自然暗示。光可以直接通过视觉神经传导到SCN。一旦达到SCN，光就会调节生物钟以及其他功能。它阻止一种产生促进睡眠的荷尔蒙激素的分泌，这种促进睡眠的激素是由氨基酸中的色氨酸合成的，产生于一个松果体中（笛卡尔认为该腺体是人类精神的支柱），天黑时，它便开始流动让你产生疲劳的感觉，进而促使你进入睡眠状态。
多年来，科学家研究发现：我们的生理节奏按25小时进行。虽然这个结论是通过睡眠研究的数据得出来的，但却让人搞不懂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24小时的世界里。后来哈佛的著名学者查尔斯·蔡斯勒（Chales Czeisler）开始思考是什么导致被试者的生物钟延长了一段时间。在那个基于一天25小时的研究试验中，将被试者关在没有窗户的实验室中，他们不知道时间。当被试者清醒时，实验室的灯就开了；当他们想睡觉时，灯就熄灭了，睡眠激素开始工作，人们便慢慢进入梦乡。蔡斯勒发现实验中对灯光的操控——实际上是人工的“太阳”，延长了被试在日光灯下的时间。实验室的灯光不会像太阳那样自动调节强弱，但是和阳光相似的是光线阻止了睡眠激素的分泌。结果发现，由于被试者暴露在日光灯下的时间要比在白天接受光照射的长。实验室房间的灯光人为地把人的生物钟延长了1小时。
为了测量人体实际生物周期，蔡斯勒和他的同事将实验室的灯光调弱，这样就不会影响人体生物钟。研究发现：人体生物钟的周期为24小时11分钟。因此，下次当你感到一天内面临许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时，或许你还有额外的11分钟可以使用。
如果你认为生物钟晚1小时不太重要，那就完全错了！如果你有过彻夜未眠或坐过国际航班，那你一定了解时差所造成的身心困扰。你会变得呆滞、迟钝、易怒和笨拙，你也许会睡过头，也许根本就睡不着。不仅时差会影响跨时区旅行的人，季节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的身体状况。在春天，你的生物钟提前1小时，与美国人坐飞机向东飞1小时的影响一样；也正因为春天生物钟提前1小时，车祸发生的概率就提高10％；同样，秋天生物钟向后调1小时，车祸发生率就相对减少一些。
倒班的生物钟
尽管人体的生物钟不需要上发条，但你仍可以采取措施使生物钟适应全天候工作的需求。网络、电视、个人数字录像机、通宵店铺、国际旅行、100瓦电灯等都能改变我们的生物钟。斯坦福大学睡眠紊乱诊所（人类睡眠调研中心）的前主任，著名心理学家马克·罗斯肯德（Mark Rosekind）教授人们如何恢复正常的生物钟。对经常旅行而受生物钟紊乱困扰的人，他给出了以下建议：
·如何安排小憩；
·如何调整饮食；
·如何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
·饮料如何影响睡眠；
·如何摄取咖啡因而又不影响睡眠。
聪明的飞行员、医生、司机、军事人员和需要倒班的工作者经常运用这些方法来应对全天候的工作需求，这些方法可以改进他们的警觉性和反应能力。外科医生、飞行员和那些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小憩也许是一条生死界线。马克教授曾效力于美国宇航局（NASA），他的研究发现在飞机舱里小憩能改进飞行员的反应，20分钟的小睡可将警觉性提高50％，反应能力提高34％。但是由于那种官僚主义的“智慧”，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禁止飞行员在舱内睡觉。他们害怕公众会对飞行员在工作期间睡觉产生消极反应。然而研究表明，两位飞行员轮流休息片刻比两个极度疲劳的飞行员着陆时更安全，更比两个飞行员都同时睡着了着陆安全。因睡觉导致飞机的座舱无人控制的状况，是美国公众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普遍担忧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从东海岸飞向洛杉矶上的两位飞行员都在睡觉，但其中一位醒来时发现飞机已经飞越洛杉矶朝大海俯冲而去。
额叶——人类的计时器
SCN的主要作用是和外部环境保持协调一致，大脑的其他部位的功能与时间同样关系密切。例如，小脑——脑后部的一个大突起，就在复杂的行为过程中起到计时作用。复杂的肢体运动需要精确的计时和设计。例如，投球需要投掷者的手臂弯曲，向前迈步，手臂前伸即屈臂、迈步、伸臂、落步、投球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描述这些动作都非常困难，神奇的是小脑却可以自动协调这些动作，使整个投掷动作自然顺畅，从而避免我们费力去想每个动作。
额叶（PFC）是人类的计时器。从进化的角度看，额叶是在脑前部产生的新突起，其角色就是决策者，例如确定目标、预测行为的结果、延迟满足感、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收益。当PFC工作时，我们就像坐在车上一样，可以轻松抵制诱惑，并与环境协调生存；如果PFC停止工作，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混乱无序。
对一些人来说，执行这种功能是很有压力但可以完成的事；对多数人而言，完成计划和抵制诱惑并不容易；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缺乏行动力使他们常陷入焦虑和抑郁中。
1949年安东尼奥（Antonio）因研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