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和“我们的”这两个概念大大接近了。一位英国作家敏锐地发现，苏联人和英国人对同一些事物的说法不同。例如在布拉茨克，人们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盖房子”
，或者“我们要办新工厂”
，或者“我们将建筑新水坝”。
而在英国老是只能听到：“听说，明年他们将在那块地皮上开始建筑”。如果问一个诺丁汉工人：“朋友，你们在这里建设什么？”
，他就会回答：“他们想建一个发电站”
，“他们又在为机关盖新房了”。而在苏联，大家都说：“我们建设”
，不论他是作家、市苏维埃副主席、拳击选手、出租汽车司机、大学生，还是在发电站室内铺地板的女工。
这种参与国家和社会事业的感觉，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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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道德心理方面。但是，是否所有人常说“我们”都有个人积极意义呢？假如一个拳击选手说：“我们建设”
，那就意味着建设工程对他来说不是无所谓的。但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亲自参加了建设。
“我们”这个语式是靠不住的。
牛角上的苍蝇也可以说：“我们耕地了。”真正的参与必须要投入，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律，这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每日生活和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生动现实。
实践渗透着集体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个体总要先掌握一定的行为规则，然后才认识这些规则并确立自主对待这些规则的态度。
马卡连柯说的正是这一点，他写道，教育的主要对象应当是作为整体的集体，“对个人做工作的最现实的形式是把个人保持在集体中，保持得要让这一个人认为，他处在集体中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愿的，第二，要让集体自愿地容纳这一个人。集体是个人的教育者”
①。
但是马卡连柯极力强调，苏维埃纪律作为克服、斗争和前进的纪律，与建立在禁止制度上的抑制性纪律（这不许做，那不许做！）
相对立。
任何社会和集体都不能没有禁止和限制。
但抑制性纪律本身无助于培养社会的积极、自主的成员。它只会使一些人养成驯服性和从众主义，并引起另一些人盲目的个人主义抗议，——不仅反对各种强制性规范，而且反对集体精神本身。苏共中央六月全会（１９８３）把加强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的任务不仅同行政监督相联系，而且首先同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主人翁感联系起来，这不是没有
①《马卡连柯全集》，莫斯科，１９５０，第２卷，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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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
培养多方面的、创造性的个性既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又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对个性的尊重，所有个人都一个面孔，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精神，而民主就成了纯形式的机制。
从众性有时使人觉得好象只是一种不完善、不成熟的集体主义规范。但实际上它和个人主义都出自同样的社会心理根源：两者的基础都是（往往不自觉地）把集体看成某种外部力量。只是后者企图和这种力量作斗争，而前者企图消极地服从它。
有时候人们说：“集体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反对集体的人就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对此并不能无条件地表示同意。
有时候集体也可能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心理方面。我们来深思一下，“集体不可能犯错误”这一论断是什么意思。我的集体——这是我的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断言集体无过错时，我也以此断言了自己本身的无过错。这一公式背后，可能还掩盖着这样的想法：“集体并不是我，我不能对集体的决定负责”。从众主义者是冷漠的个人主义者，力图将自己活动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永远和集体在一起”
，只是因为这样他可以平静一些，既不需要斗争，也不需要动脑子。正如一个讽刺作家所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样有助于内心的平静。但这种平静是对集体和对自己本人的一种背叛。
让我们拿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来说。正在召开共青团会议。会场里有一百人。我是其中之一。正在讨论某个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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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假如要由我单独决定自己的一个同志的命运，我会感到非常为难。
大概，我会长时间怀疑，从各个方面分析问题，掂量着应该“赞成”还是“反对”。我还需要补充材料，甚至在作出决定以后，我还会考虑它的可能后果。
但我不是一个人。
我们有一百个人。
于是我从自己身上卸下了责任，不去考虑，甚至不很注意倾听问题的实质。
我简单地依靠大多数：“大家看得更清楚”。但其他９９人中每一个都可能指靠其余９９人，其中也包括我。结果一致通过了决定，对此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承担道德责任。如果后来发现决定不正确，大家都会心安理得地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我们相信了其他人”。
但在不想知道的、漠不关心的人和知道但不敢说的胆小鬼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吗？个人不负道德责任的集体决定实际上是集体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一位列宁格勒工程师、大工厂的车间主任，谈到自己挑选干部的原则时说得好：“只能依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①。培养人们的自主性是最伟大的社会教育任务。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阶级对抗消失了，但存在着新与旧的斗争，仍会产生困难和矛盾。及时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交换意见，直接和公开讨论所有尖锐问题。为作出正确决定所必需的全面性，只有在总结大量的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其中每一种观点都说明了某一个方面。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该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地解决问题的前提。首创精神、尖锐性、自主性，这
①卡夫托林，Ｂ。
：《认真的浪漫主义者》，载《真理报》，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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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就是人们身上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东西。他说，我们需要的人，是确实“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人，他们不怕“承认任何困难”
，也不怕“为达到自己庄严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①。
但是，为了使人们在群众中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必须有以一整套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而且需要一定的内部的、动机的前提，其中包括信任自己以及自己的理智，充分感觉到自己的长处和自尊。
自尊与“自我”一贯性
害怕自己，逃避自己，犹如逃出燃烧的屋门，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不幸的人。
活着却早已没有灵魂，周围的一切他都不闻不问，他对一切都那样陌生，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不幸的人。
彼得罗维赫
在整体的“自我形象”
中，作用最重要的是动机层次。
无怪乎日常意识常把自我描述和自我评价等同起来，对反思的“自我”的心理学研究９０％也是集中于对自我评价过程及由
①《列宁全集》，第３３卷，第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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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产生的自尊心的研究上。需要博得对自己的好评以及个人恒定感和“自我”
一贯感，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几项动机。
但是给动机领域的要素下明确定义是困难的。
“自尊”一词在日常语言中，而且有时在科学著作中，也意味着自我满足、自我接受、自我尊严意识、自我肯定态度以及现有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的一致性。自尊心的心理学测验和分级力求测量和确定个体对待自己的态度的比较稳定的肯定程度。
据库珀史密斯的定义，“自尊心表现赞同或不赞同的定势，并说明个体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自己能干、重要、成功和体面。简言之，自尊心就是个人的价值判断，表现为个体对自己所采取的各种定势”
①。根据所涉及的是个人的一般自我评价还是个人的某些角色和身分，人们把一般自尊心和特殊自尊心（例如学习上的或职业上的）
加以区别。
较强的自尊心同肯定的情感相联系，较弱的自尊心同否定的情感相联系，因此自尊心的动机是“尽量增强对肯定自己的定势的感受，尽量缩小对否定自己的定势的感受的个人需要”
②。
高度的自尊心不是骄傲、自大或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同义词。自尊心强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只是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自尊心不强则相反，其前提是感到价值不充分、有瑕疵、不体面，从而对心
①库珀史密斯，Ｓ。
：《自尊心的前提》，旧金山，１９６７，第５页。
②卡普兰，Ｈ。
Ｂ。
：《自我防御中的举止异常》，纽约—洛杉矶，１９８０，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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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我感觉及个人的社会行为产生否定影响。
“自我形象”
和自我看法的不稳定是自尊心不强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典型特点。他们比别人更想对周围人“掩盖自己”
，对周围人做出某种“假面目”即“装扮的自我”。表示同意这样一些说法的，如“我常常发觉自己在‘扮演角色’，为的是给别人留下印象”和“我喜欢在别人面前戴‘面具’”之类，自尊心不强的少年几乎比自尊心强的少年多五倍①。
自卑的人在涉及其自我评价的一切方面尤其容易被刺痛和敏感。他们对批评、笑声、否定等作出病态的反应，他们在工作不顺利或者发现自己有某种缺点时特别感到难受。他们在周围人对自己印象不佳时比别人更多地感到不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腼腆、容易产生心理孤立和想入非非等特点，而且并不是自愿的。个人自尊程度越低，越可能因孤独而痛苦（被询问的自尊心不强的少年中有三分之二因孤独而苦恼，而自尊心强的只有１４％）。
在交往中，这样的人感到不自在，事先肯定别人对他印象不佳（自尊心不强的少年每四个人有一个这样想，而自尊心强的少年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这样想）。
自卑和交际困难也使个人的社会积极性降低。
自尊心不强的人参加社会生活要少得多，较少担任选择性职务。
选择职业时他们避免必须进行领导的专业以及需要竞赛精神的专业。
他们即使为自己提出一定目标，也不特别指望成功，而
①罗森堡，Ｍ。
：《社会与青少年的自我形象》，普林斯顿，１９６５；埃利奥特，Ｇ。
Ｃ。
：《青年在年龄功能和性功能方面的自尊心和自我表现》，载《青少年杂志》（英文版）
，１９８２年第５卷第２期，第１３５—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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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必要条件。
在自己的群体中具有领袖身分的人通常要比一般成员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自信感。
自尊心较强的人自主性也较强，较少接受暗示。他们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时，往往也能“接受”别人，而对自己持否定的态度时，对别人也往往持不信任或不善意的态度。
自尊心较强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得多。自尊心不强则是意志消沉的典型伴侣之一。
在美国密执安州对２２１３名十年级学生进行纵向调查的结果表明，较弱的自尊心同许多种情绪失常、心情不佳、“倒霉”情绪、身体症状和挑衅性动机等等有关①。
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总结了一些科研资料及他自己对９３００名七年级学生进行的十年纵向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自卑几乎和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都有正比关系：不诚实、加入犯罪团伙、违法行为、嗜毒、酗酒、挑衅行为以及各种心理变态。
但是怎样来测量自尊水平呢？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起初主要是依靠医学心理学的材料，认为自卑的主要标志是“现有的”
“自我”与“理想的”
“自我”脱节。但结果发现，这种脱节完全是正常的；自我评价常常因为对自己的要求提高而降低。
这种不协调是对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刺激。
①巴克曼，Ｊ。
Ｇ。
、奥马利，Ｐ。
Ｍ。
和约翰斯顿，Ｊ。
：《转变时期的青年》，第６卷：《从青少年到成年，青年人生活中的变化和稳定》，安阿伯，密执安州，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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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尊心取决于正面定势（接受自己，自我提高）和反面定势（否定自己，妄自菲薄）的相互关系，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
自尊水平及其决定因素随年龄而变化。青少年的自尊心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家庭教育和与父母的关系等条件：父母的关心和爱有助于自尊心的提高，而过分严厉、经常惩罚则会造成自尊心的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因素对自尊心的影响就和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样明显缩小。大多数高年级学生不论成绩如何，自尊心都有所提高。
从学校毕业以后，自尊心继续提高，这时劳动活动超过了家庭和学校的反面经验。不过即使在童年，自尊水平和实际成绩之间的联系也不是绝对的。
至于从整体来说，则一般自尊心是相当稳定的一个特征，它的降低可能产生长期性后果，在交际和人际关系方面造成一系列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