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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托尼提到了他可能的对手的名字，马丁·马隆。“马丁·马隆！”我惊道。“不是我们的马丁·马隆吧？”“就是他。”他让我确信。这就是共和党未来的代表人物吗？——以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一根小小的羽毛就足以将我击倒在地。
那个笨蛋！他怎么会得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托尼解释说那是靠了他爸爸的影响。我记得老马隆，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政客，很难得；可是他的儿子！那个比我们大四岁的马丁总是排在班里的最后面，而且说话还严重口吃。现在这个笨蛋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物。“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马丁·马隆成为议员吗？”
“说实话，”我说，“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紧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紧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根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头，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老头子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美德了。我知道，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道，他谈够了托尼·马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进展情况如何，卖没卖出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进展，我妈妈就会用那种悲哀的目光侧视着我，仿佛是在怜悯我的无知，或许还会再加上一句，说我一向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有着让人羡慕的机会，可是如今的我却要当个什么没用的作家。
“你要是真能为《星期六邮报》写点稿子也行！”她会这样说。有时候为了使我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她还会说：“也许《谈天》会要一篇你的故事的！”（我写的任何东西她都叫故事，尽管我给她解释了不下数十遍我不写“故事”。“那就不管它们是什么吧。”她最后总是这样说。）
临走时我总是对她说：“你肯定我以前的东西一件都没留下？”回答总是：“别再想它了！”她站在栅栏边和我说再见时，总不忘记发出最后的警告：“你不觉得应该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吗？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知道，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经变成老头子了。”
我总会为自己没能让他们过上快乐的一晚而深感懊悔。在去高架火车站的路上，我必须经过托尼·马雷拉从前的家。他父亲依旧经营着那个临街的鞋铺，托尼就是在这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历久的铺面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托尼变了，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我敢肯定他依旧用意大利语和他的父母说话，依旧在问候他父亲时亲切地吻他，依旧用他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但家里的气氛却已完全不似从前。当托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子取得的成功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狂喜啊！当托尼发表他的精彩演说时，他们听不懂一个字，但是他们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好儿子。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总统。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从前妈妈是怎样说起我爸爸的，怎样说起他是他父母亲的骄傲和幸福，而我却是他们的苦恼，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问题。可是，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结果会证明我没有错，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举改变一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彻底的无可造就，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怎样去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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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来到第二大道。铜版诗的生意已进入收尾阶段，暂时也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在来第二大道之前，我们已去东区转过一圈，但一无所获。我们在暖和的阳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着怎样才能不花钱就弄到一杯冷饮。经过一家糖果店时，我们看到诱人的冷饮柜，便不约而同地决定进去喝点儿什么，然后假装钱给弄丢了。
店主是那种朴实、友好的犹太人。他亲自接待了我们，热情、周到得仿佛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慢慢地呷着饮料，同他聊这聊那，拖延时间好让这令他伤心的消息变得容易接受点儿。看到我们对他这么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慰。该走了，我全身上下乱摸了一气，没找到一点儿零钱，便高声地叫莫娜看看她手提包里有没有钱，说我一定把钱落在家里了。她当然一个硬币也掏不出来。我向店主建议说若可以的话，我们下次路过这里时再付钱。店主相当平静地看过我们的表演，和蔼地说我们愿意的话就忘掉这码事好了。之后礼貌地询问我们从城里的哪个地方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对我们住的那条街十分熟悉。这时候他邀请我们再喝些饮料，还请我们吃可口的糕点。很明显他很想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既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决定向他坦白。
那么我们是身无分文了？他已猜到我们身无分文，但我们的坦白仍让他很吃惊。
我们两人这么聪明，又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而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竟然没法谋生。我当然假装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自然会接受，同时我也暗示我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因为除了写点东西之外什么都干不了，说完我又补充道，很可能连写点东西我都写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早住在帕克大道了。他的经历，其实很平常。大约八年前他来到美国，口袋里仅有几个美元。紧接着他在佛蒙特的一家大理石采石场干活，那可是艰苦的工作，但它使他有了一笔几百美元的积蓄。用这些钱他买了些杂货，装进一只大袋子，开始沿街叫卖。很短的时间内（听起来就像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故事一样）他添置了一辆手推车，很快又添了辆马车。他一心想到纽约来，渴望在这儿开家什么商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卖进口糖果很赚钱。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国糖果，每种还都用漂亮的小盒子装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他怎样挨家挨户地兜售这些糖果，正是从我们住的哥伦比亚高地开始的。他干得很棒，虽然只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还不到一年他就攒够了开商店的钱，他说，美国人“爱吃”进口糖果，他们也不在乎价钱。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各种各样牌子糖果的价格，又告诉我们每盒可以获利多少。
最后他说：“我都能做了，你们怎么会不行？”说完就找了个旅行包，往里装了满满一包进口糖果，说是赊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试试。
他这么热心，这么想帮我们重新站稳脚跟，我们根本无法推辞，只好看着他给我们装包，接过他给我们的坐车钱。便道别了。回家的路上，我激动得无法自己，心里充满了希望。明天早晨，一切重新开始，就从我们所在的那条街开始。我发现，莫娜一点儿也不像我那么兴奋。但是她也跃跃欲试，可是到了晚上，我的热情冷却了不少。
（幸好，这几天奥玛拉外出访友去了。不然他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们一番，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
第二天我们约好中午回去交流一下经验。当我到家时，莫娜已经在那儿了。对上午的结果她有点儿失望，她已经卖出去几盒，但颇费了一番口舌。依她的说法，我们的邻居都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人（我，当然一盒也没卖出去，对挨家挨户揽生意我已经腻烦了。实际上，我都有心随便找份工作干了）。
莫娜想，有个更好的办法。明天她去办公楼试试，那样她就可以找些男人，而不必与那些妇女、佣人打交道了。如果这个方法再不行，她就去乡村区的夜总会，或者第二大道的咖啡馆（那家咖啡馆，我们是很有兴趣。我想去一趟，看看一个人）。
结果证明办公楼比居民区要好一点儿，但也好不了多少。想要接近那些办公桌旁的男人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你在卖糖果时，而且你还得忍受种种下流的言语。有那么一两个人，比较不错，立刻就买了六盒。很明显，是出于同情。他们中的一个真是好人，她决定不久再去见他。那人肯定竭力劝她别再干这个了。“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话。”她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卖糖果的第一个晚上。我选择了皇家咖啡馆做起点，因为我常去那儿，很熟（我所盼望的是能碰上个熟人，有个顺利的开头）。当我拎着装满糖果盒的小箱子轻快地走进去时，人们还在悠闲地吃着饭。我略微环视了一下，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时我瞥见在一张长桌旁坐着一群人正吃宴席。我决定把他们做为我的首批顾客。
不幸的是他们过于高兴了，已有些不知所以了。“进口糖果，没别的什么吗？”
一个快活的家伙嘲弄道，“怎么不是进口丝绸？”他旁边的一个人想看看糖果到底是进口货还是国产的。他拿了几盒，递给了桌上的人。看到有的女人在品尝糖果，我以为一切都还顺利。我绕着桌子走，最后走到了看样子是这宴会的主人跟前。他侃侃而谈，还很爱说俏皮话。“糖果，嗯！还是新花样。这人穿着整齐，英语也不错，多半正在读大学……”等等。他尝了几个，把那盒递给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同时仍旧不停地唠叨着，他的自言自语逗得别人笑个不停。
我给冷落一旁像个木头人似的傻站着。没有人问我一盒多少钱，也没有任何人说他要买。在他们尝够了糖果之后，在他们吃了我的东西还拿我开玩笑以后，开始聊其他的事情了，所有五花八门的事，但对糖果却只字不提，也只字不提那年轻人，那个还在一边老老实实等着有人问糖果价钱的年轻人。
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想看看这帮爱吃爱玩的家伙准备把他们的小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我不想把那些已传开的盒子再收回来，也不想开口说话。我只是站在那儿，用质问的眼光从这个看到那个，我的目光里渐渐充满了愤怒。我也感到他们一个个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最后还是那个宴会主人觉察到有什么麻烦事快要发生了，而我恰恰是一直默不作声站在他的旁边。他侧转身，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像要打发我走，说：“什么？你还在这儿？我们根本不想要什么糖果。你走吧！”我仍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我的手指神经质地抽动着；我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我仍不肯相信他有意要捉弄我——不是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而且是个艺术家，我还具很多其他让我引以为荣的品质，而在这自尊心受伤害的一刻，我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些品质。猛然间，我回想起一次也是在这家咖啡馆，为给我的朋友们取乐，我制造了一个场面，我也是这样可恶地捉弄了一个可怜的老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大的嘲讽。现在我反而成了可怜、无助的那一个了——晚会的笑柄，极好的消遣。是啊，极好的消遣，假如你碰巧是坐在桌旁而不是站在那里像只狗一样伸着后腿，为点儿面包屑苦苦乞求。我感到忽冷忽热。我羞愧难当，却又为自己愤愤不平，我恨不得杀了那个戏弄我的人。就是进大狱也比继续受辱强百倍。宁可引起一场骚乱也要打破这僵局。
那人一定觉察到我想了些什么，可是，他也不大清楚该怎样了结他的小玩笑。
我听到他以一种和解的语气说，“怎么啦？”又隔了几分钟，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我都喊叫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像个疯子似的喧嚷狂骂。如果不是服务员冲过来赶我走，我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要把我整个人扔出去，就在这时，那个曾戏弄我的人要求他们放开我。他站了起来，手搭在我肩上，说，“真对不起，我没料到会弄得你这么生气。来坐会儿，好吗？”他伸手拿了瓶酒，给我倒了一杯，是葡萄酒。我脸涨得通红，仍然怒目而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桌上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他们好像成了一只长了很多双眼睛的庞大怪物。其他桌的人也在盯着我。我发觉那人用他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同时以安抚的语气劝我喝点酒。我端起杯来，一饮而尽。他又为我倒满，把自己的酒杯举到嘴边，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宴请的那一班人也举起了酒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叫斯皮尔堡。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说了我的名字，明明是自己的，可在我听来极其陌生。我们碰杯互祝健康。不多久他们就都说起来，极力表明对刚才的无礼行为十分抱歉。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长得很甜的年轻女子恳切地说：“吃点儿鸡肉吧！”说着就端起盘子递给我。我也不好拒绝，就接了过来。一会儿服务员也给叫来了。我还‘想要点儿什么？当然了，来点儿咖啡，要不再来点儿荷兰杜松子酒？我同意了。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我还一句话没说。（“亨利·米勒来这儿干吗？”我在心里来回地问自己，“亨利。米勒呀……亨利·米勒”）
突然耳边传来含糊不清的几句话，我好容易才弄明白他是说：“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是做一次实验吗？”这时我总算挤出点儿笑容，无力地答道：“从某方面来说是。”
他，原本有意出我的丑，现在却是在真心和我交谈了。“你真实的工作是什么？”
他问。“我是说你平常都做些什么？”
我简单地做了回答。
很好，很好！我们总算有点儿进展了。他早就猜想我可能是干这类工作的人。
或许他能给我些帮助？又把我当心腹朋友地告诉我，有那么几个编辑和他很熟、他自己也曾想当个作家，等等……
我又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一块吃吃喝喝，已经毫无拘束感了。每个在场的人都买了盒糖果，一两个人还走到别的桌去，让他们的朋友也买点儿。他们的好意多少让我感到些难堪。他们这么做好像是说他们在为一个人尽微薄之力，而这个人注定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们现在所表露的那种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