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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对这个“巴炽”感兴趣的是他使自己强取豪夺的方法，做坏事确需有数学家的头脑。
他在那儿，就在中央公园，而全国在搜捕他。像个傻瓜一样，他给柯里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讲述他的故事，甚至泄漏了零星的其罪恶行程中耸人听闻的部分。
他也许会站在时代广场的一角，就像夜半在中央公园巡逻一样。
抓到他的人奖金五万元，无论死活。
据柯里讲，有好几个星期，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躺在床上，以绷带蒙眼，反复琢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将一切计划周全，甚至连最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而正如一位作家或音乐家一样。在计划未完满之前，他绝不采取行动。他不仅考虑到所有失误与意外的可能性，还需如工程师一般，设想在绝对安全中可能产生的意外险情，他或许必死无疑，或许可以验证其同伙的能力与忠诚，但最终他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头脑与见识，他只身一人，不光是全国的警察，还有所有的公民都在留意他，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当然，他不会让自己被生擒，他会自己了断，但他还有伙伴——不能见死不救。
也许那晚，当他溜达出来透透气时，他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确信自己万无一失，以致不能自制。他拉住遇到的第一个路人，泄漏了秘密。他认为，那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也许他希望与执法者擦肩而过，向他们借个火儿，或问个路，他们脸对脸，相互接触，向他们致谢，而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也许他需要以这种刺激的冒险使自己沉着冷静下来。因为毫无危险地呆在反锁的屋里，进行周密的思考是一码事，而走出去，在每双眼睛的监视下，在人人都是一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又是另一码事。运动员要先热身，罪犯也要做些类似的活动……。
巴炽就是喜欢冒险的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凶犯。这家伙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将军，或一位杰出的公司法律顾问，与其同行一样。他正色告诉柯里，他曾不只一次地给同伙提供公平的机遇，他不是懦夫、小偷，更非叛徒。他只是与整个社会为敌，如此而已。因为无人匹敌，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情有可原的。像电影明星一样，他为自己有追随者而得意，狂热崇拜者，他有成千上万名，他时常有些出格的举动，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才干。当然也为取悦他们，干吗不呢？也能从中取乐。
他不是特别嗜杀，尽管他也并不以为然，他最喜欢碰到一个软弱的家伙，可以轻而易举地了事。
他们总是自以为绝顶聪明！
柯里仍激动得发抖，他恐惧、痛苦、崇拜，天知道还有什么。他不肯多说了，只是让我们看报。这准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即使对我们，他也拒绝透露真相。
他仍感到害怕‘，如醉如痴的。“他的眼睛！”他反复说，“让我觉得手脚冰凉。”
“可你是在夜里遇到他的。”
“不这打紧，他那目光像燃烧的煤一样，烁烁放光。”
“难道不是你的幻想？因为你知道他是个杀手。”
“绝对不是！我忘不了那双眼睛，它们会纠缠我，一直到死。”他浑身打战。
“柯里，你真的认为，”莫娜问，“一个罪犯的眼睛与众不同？”
“当然，”柯里说，“他们一切都与众不同，不光是眼睛。当一个人性格改变时，目光也会变，你不这样认为吗？他们具有‘其它’性格，我是说，他们并非其本身。不是稍逊，就是略胜，我也搞不清，我只能说，他们是异类。即使在他告诉我他的身份之前，我就猜到了，这就像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震动。他的嗓音不似任何我认识的人。当他与我握手时，我就像触电一般。我告诉你们，我惊呆了——我是说，一种身体遭电击的感觉。我当即就想跑开，但那双眼睛把我钉在地上，我寸步难移，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我终于明白，遇见鬼是怎么回事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我提过吗？不是硫磺，或者硫磺，更像是一种浓酸，也许他曾与化学品打过交道，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你再遇见他，会不会认出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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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惊讶的是，柯里顿住了，他似乎有些迷茫。
“直说吧，”他犹犹豫豫地回答：“我认不出，他个性虽强，但也有一种可以把自己从别人意识中消除的力量，这似乎难以置信？我换个说法（在此，我大为吃惊，因为柯里的确大有长进），设想就在此处，圣·佛朗西斯今夜出现在你面前，对你说法语，而明后天，你还会记得他的相貌吗？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出现给你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抹掉了有关其特征的所有记忆？也许你从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认为人有时会幻想，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当一个人讲述其经历时，我能记得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懂得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有人从天而降，他会带来一种天堂的东西——令人目眩，不过我就是这么想的……。巴炽给我相似的感觉，只是我知道他并非来自天堂，不论他从何处来，这种耀眼的光芒围绕着他。
你得能感觉到，这很可怕！“他又顿住了，脸色缓和了许多。”听着，是你让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你很清楚你是被拽进一个绝对邪恶的世界，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似乎居住在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我不能把它称作地狱，比这更糟，比地狱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无一实物可以描述，你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体味到，他们的一切都不可预测。直到他写出来，我们才知道有这种人，这让我想起——对他来说，凶犯、白痴、圣人都相差无几，对吧？你怎么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我们属同类！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神圣的？也许你知……我不知道。“
“柯里，你真令我惊讶，”我说，“真的。”
“现在，你认为我非常与众不同了？”
“与众不同？不，不是的，是更成熟了。”
“这有什么，人总不能一辈子都长不大吧。”
“这倒也是……柯里，老实告诉我，如果不会受惩罚，你是不是会成为罪犯？”
“有可能。”他答，稍微低下头。
“你喜欢冒险，是吗？”
他点点头。
“若有别人阻止，你会毫不犹豫？”
“我想是的。”他笑了，相当古怪。
“你还在恨你的继父？”
没容他回答，我又说，“如果能逃脱惩罚，你会杀了他？”
“没错！”柯里答道，“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想一想，不必立刻回答我。”
“根本不用考虑，”他叫道，“我很清楚，我想杀他，因为他偷走了我妈的爱，就这么简单。”
“对你来说，这是不是有点儿可笑？”
“即使这样，我也根本不在乎，这是事实，我忘不了，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你要知道他才是罪犯。”
“也许是对的，柯里，但法律上不成立。”
“谁在乎法律？而且还有其它的法律——更至关重要，我们并非依法规生活。”
“没错！”
“我在为世界做件好事。”他激动地说，“他的死绝对可以净化空气。他是个废物，一直如此，我很荣幸可以除掉他及其同类。如果我们有一个明智的社会，我就会这么干。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罪犯被视为英雄，书籍与其它东西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有此种想法，为什么我、其他人就不能？我真的很苦闷，不是假的……”
“你敢肯定，柯里？”这回是莫娜在问。
“绝对肯定。”他答。
“但若你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我说，“重要的是你，而不是你的继父。一个弑父者——在书中——并不会因此成为英雄。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方式，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任何人都可能犯罪，但其中有些人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行为者不再被人们认定是罪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柯里说，“但我不在乎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微妙之处，那是文学！
我老实告诉你，我一直恨他厚颜无耻。如果可能，我会杀了他，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莫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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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什么？”他插进来。
“你与书中英雄人物的差别。”
“我不想当英雄！”
“我知道，”莫娜很温和。“但你确实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想下去，天知道，也许将来你的愿望会实现，那又怎样？”
“那么，我会很高兴，不，不是高兴，是解脱。”
“你是说，就因为他不再碍事了？”
“不！是因为我把他干掉了，这不一样。”
我觉得有必要插话了，“你瞧，柯里，莫娜跑题了，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罪犯与一个犯同样罪的书中英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在乎他是否可以逃避惩罚，他不在乎以后会发生的事，他只是必须实现他的目标。”
“这只能说明，”柯里说，“我将永远不会成为英雄。”
“没人要你做英雄，但如果你看到两者的区别，你就会明白，你并不比你如此憎恨、鄙夷的那个人强多少。”
“即使这样，我也不在乎。”
“原谅他吧，他可能会安详地死去，他可能会死在阳光明媚的加州，一个农场上。”
“也许正好相反——你怎么知道？”
“也许是，也许不是。”
那天晚上，在柯里离开以前，他说出一条令我们非常震惊的消息，托尼·莫利尔自杀了。他为朋友们举办了一个聚会，而自己却在浴室里上吊了。他们看到，他叼着烟斗，嘴角还挂着一丝冷笑，没人知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从不缺钱，而且深爱同居的那个美丽的爪哇姑娘，有人认为他是百无聊赖，果真如此的话，这倒非常符合他的个性。
这消息给我的感觉很奇特，我总是想，真遗憾没能和他更密切地交往，他就是那种我可以自豪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但我过于腼腆，没向他表示友好；他又大大咧咧，没注意到我的渴求。在他面前，我总是感到有些不安，更确切地说，像个小学生。我想做的每件事，他都已经做了……也许完全是下意识地，还有种异样的东西深深吸引了我：他的德国血统。他与我所认识的其他德国人迥然不同，认识他真是三生有幸。事实上，他并非地道的德国人，而是一个世界公民，正是施本格勒详细描述的那种“晚期城市居民”的完美典范。他并不扎根于德国的土地、德国血统和德国传统，而是那些末世，分为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和印度的晚期城市居民。
他飘忽不定，四海为家——就是说只要哪里有文化和文明，他就在哪里。他会为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和我们美国人而战，他不具有爱国精神，但很忠诚，毫不奇怪他在一所法国监狱（偶然）呆了六个月——而且过得很愉快。他喜欢法国人胜于德国人——或美国人。他喜欢愉快地交谈，如此而已。
所有这些方面，加上他的彬彬有礼，精明强干，很通世故，宽宏大量，都令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品质。他们的性格各有千秋，但对于我来说太过熟悉。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与我非常相似，而我一生向往并一直在追求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朋友，每当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也就同时发现缺少一种维持这种重要的关系所必需的吸引力，因此，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比“可能”更进一步的朋友。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正像前面提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梦，充满令人毛骨耸然的逃亡。在梦里，巴炽和托尼·莫利尔互易性格，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们互相结盟，所以有时这种奇怪的令人困惑的联盟分裂出两个各异的人，但没有真切的托尼·莫利尔，也没有真切的巴炽，即使是分开，两者也是一个整体，这种双重角色令我痛苦不堪，我无法说出，也不能肯定，他或他们是敌是友。
这个令人不安的梦，大约是关于我们在一个奇怪的、完全陌生的城市作案。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像苏比波、托诺巴和鲁得娄。我是副手，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坏事，陷入困境。每一次失误都令我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指令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而我总是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把密码指令破译出来。当然，这一行动没成功。相反，我们不断地逃跑，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就像正在被猎捕的野兽。当我们被迫躲藏起来——在山洞、地下室、沼泽、矿井时——我们就打牌、掷骰子，赌注下得很大，我们写出欠条，或者用从银行抢来的赃款。这位巴炽一莫若全然不顾我的恳求，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戴着单片眼镜。他讲土匪的黑话，搀杂着牛津俚语。即使在说明一件危险、复杂的事情时，他也总犯跑题的毛病，讲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故事。跟着他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我们三人被逼上了绝路，一帮警察将我们堵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似乎在西部），我们全被打死了，像野猪一样被击毙。等我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但我仍不敢相信，像腾云驾雾一般，我感到头晕眼花。
这就是梦的大概，我试图将它浓缩成一个情节详尽、地点明确的逃亡故事。我认为，追捕的部分，我写得很精彩，但是，逃亡及其插曲的那种突变、迷幻、若有若无的梦境的实质却难以变成清晰的叙述。我左右为难，然而这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使我敢于创作更富想象力的小说。也许凭着这种想象力，我早已取得成功了。
要不是我接到奥玛拉的电报，催我们去北卡罗来纳找他，那是另一个新兴不动产交易中心。像往常一样，他说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们在实现宣传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