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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只好捡了一把刀刃锈得打不开的骨把小折刀才算作罢，另外还揣回一张伍德龙公墓总监索取墓碑费用的帐单。
莫娜悲哀地接受了情书遗失这一事实，并视之为一个不祥的征兆（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巴尔扎克心爱的汉斯卡夫人的信件遭受的命运时，这一插曲依然历历在目）。
在我们垃圾场之行的第二天，我们管区的一位警察中尉突然采访。他是来找莫娜的，庆幸的是她当时恰好不在。礼貌地客套了几句之后，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一他说没事，让我放心，说只是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我作为她的丈夫，也许可以代她回答；他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这个礼貌的建议，只问道：“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告诉他我说不准。她是不是在单位呢？他试探着问。“你的意思是她没有工作吧？”
我说。他却不予理会。“这么说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他显然是在步步推进。我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问得越多，我就把嘴封得越紧，我不明白他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最后我还是抓住了一丝线索。当他问到她是不是个艺术家的时候，我开始领会到他的用意所在了。“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说，等待着下一问题。
“是这样的，”他从衣袋里拿出一页铜版诗放在我面前，说，“也许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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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他靠回到椅背上，兴致勃勃地为一场冗长的公事谈话开了头，“这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算是什么行当？”
我微笑。“不算什么行当，我们卖它。”
“卖给谁？”
“任何人，所有的人，有什么不对吗？”
他停了一下，搔了搔头。“
“你自己看过这个没有？”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当然看过，这是我写的。”
“什么？你写的？她不是作者吗？”
“我们俩都是作者。”
“但是署名是她呀。”
“对。我们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他捻着大拇指，费力地思考着什么。
我等待着他随时发出惊人之语。
“这么说你们靠卖这些……这些纸为生？”
“我们……”
正在这个时候，莫娜回来了。我把她介绍给中尉，不巧的是，中尉没有穿制服。
“我怎么知道他是摩根中尉呢？”莫娜高声反问道。我大为诧异，这样的开头方式显然不太机智。
中尉没有动怒。相反，他礼貌得体地向莫娜解释了一下他来访的性质。然后说：
“现在，小姐，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吗？”
我们两个是同时做出反应的。“我告诉过你是我写的！”我叫道，而莫娜却全不理会我的话：“我认为警方没有理由要求我做出解释。”
“这是您写的吗，小姐……或者更确切地说，米勒太太？”
“是我写的。”
“不是她。”我说。
“到底是谁写的？”中尉以父亲般的口吻说。“或者是你们俩共同写的？”
“这跟他没有关系。”莫娜说。
“她是在保护我，”我抗议道，“她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也许是你在保护她吧？”中尉说。
莫娜按捺不住了。“保护？”她叫道。“你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对吗，这……这……？”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叫这个表明罪状的证据。
“我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我只不过想知道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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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莫娜，然后将目光转向摩根中尉。“还是让我来解释吧，我才是作者。
我写它是因为我很愤怒，因为我不愿看到不公正的事情，我要人们都知道都了解。
这回答了您的问题吗？“
“这么说，这不是你写的了？”摩根冲莫娜说。“我很高兴。我实在无法想象您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莫娜又怔住了；她预料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反应。
“米勒先生，”他继续遭，语气中有了一点儿细微的变化，“已经有不少人对您这篇讽刺文章有意见了，人们不喜欢它的调子，觉得它是煽动性的。你让人感觉很激进，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不然你也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很熟悉这套公寓，我的前任和法官，还有他的朋友常在这里玩牌。”
我开始放松，我知道整个事情将以一个善意的忠告而告结束——忠告我不要成为鼓动家。
“怎么不给中尉倒点儿酒喝呢？”我对莫娜说。“您不介意和我们喝点儿什么吧，中尉？我想您已经下班了，是吗？”
“当然不介意，”他答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这类事情我们不得不调查调查的，这是例行公事，你知道，这个地区一向都平静得很。”
我以微笑表示我完全理解。紧接着，一个念头突然间闪过我的脑海，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被拘捕时面前站着的那位警官。这段回忆使我灵机触动，我一口气喝下一杯雪莉酒，仔细地看了摩根中尉一眼，接着就像一只云雀一样一连串地说开了。
“我是老14号牢房的，”我略带醉意地微笑着对他说，“或许您认识绍特上尉和奥克雷中尉？还有吉米·丹？您一定记得帕特·麦卡伦吧？”
我面前的眼睛睁得像牛一样大了。“我从格林波特来。”他说着伸出了手。
“谁能想得到呢！”这下一切都清楚了。
“对了，”我说，“您是不是更喜欢喝威士忌？我刚才忘了问您。”（我们没有威士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拒绝的。）“莫娜，我们的苏格兰威士忌呢？”
“不，不！”他连连反对，“我连想都不会去想它，这已经很不错了。这么说来你是老14号的……而且你是个作家？告诉我，除了这些……这些……之外你还写什么？写书吗？”
“只写过几本，”我说，“最近的一部出版后我会立即送给您一本。”
“那真是太好了，也把你太太的作品送给我一些，好吗？我想说，你选了一位聪明的太太，她知道得很清楚该怎么保护你。”
我们又聊了一会过去的日子，然后摩根中尉说他该走了。
“我们会把它归入……你们把这些叫做什么？”
“铜版诗。”莫娜说。
“好的，那就是诗歌类了。再见，祝你写作顺利！如果遇到麻烦，你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
握手道别之后，我把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
“哟！”我扑通一声坐到了椅子上。
“下次如果再有人找我，”莫娜说，“记住铜版诗是我写的。今天幸亏我及时赶了回来，你是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人的。”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说。
“跟警察永远都不能说实话。”她说。
“不尽然，”我说，“你必须有所区分。”
“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她反驳道，“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跟他们打交道肯定会吃亏的。我真庆幸奥玛拉不在，他在这方面比你还傻。”
“我要是明白你在抱怨什么，那才怪呢！”
“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且你也不该留他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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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扯到题外去了；警察难道不也是人吗？他们并不都是畜生。”
“如果他们真有头脑就不该去当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有一点儿本事的。”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了。”
“你以为他对你很友好，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吗？那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在我们已经被载入名册了，也许下一次他们就该赶我们走了。”
“好了，好了，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你看着吧……。这只猪，他差点儿就把一瓶酒都喝光了。”
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几天之后。在这之前的几星期，我定期去一个叫多克·扎布里斯基的朋友那里看牙，我是通过阿瑟·雷蒙德认识他的。你能在他的候诊室里坐上几年都不觉得厌倦、他主张一次只做少量的一点工作；事实是，他喜欢谈话。你坐在那里大张着嘴，张得下巴都疼了，他却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他的哥哥鲍里斯开了一个和他毗邻的诊所，做牙桥和假牙。他们两个象棋都下得极好，经常是我去了之后要先和他们下一会儿象棋，然后才能看牙。
多克·扎布里斯基还酷爱拳击和摔跤运动，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和许多其他的犹太专业人员一样，他也喜欢音乐和文学，但他最大的优点还要算他从不催你付钱，对艺术家他尤其慷慨。
有一天我带了一篇刚完成的手稿给他，是赞美那个小赫拉克利斯——吉姆·伦德斯的，用极为铺排的散文体写成。他丢下我让我忍着下巴的疼痛大张着嘴坐在椅子里，而他则去读我的稿子。我的文章让他心醉神迷，他立即就要拿给他哥哥鲍里斯看，还要打电话告诉阿瑟·雷蒙德。“我不知道你能写得这么好。”他说，然后他又暗示我们该更多地了解一下彼此，还提议我们哪天晚上见面再深谈。
我们定了一个日子，并约好晚饭后在皇家咖啡馆见面。阿瑟·雷蒙德、克伦斯基、奥玛拉都来了，扎布里斯基的朋友们不久也到了，我们正要去街另一头的一家罗马尼亚餐厅。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走了过来，向我们兜售火柴和鞋带。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开始打趣这个可怜鬼，用他回答不了的问题追问他，吹毛求疵地查看他的鞋带，还往他嘴里塞了一只雪茄烟，总之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无赖和白痴。
每个人都诧异地看着我，到后来他们的神情已经明显表露出反对，变得颇为严厉了。
老头最终承受不住，哭了。我试图一笑摆脱责任，就说他很可能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藏在了一个！日提包里。死一样的沉默。突然间臭玛拉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这儿吧，”他低声嘀咕道，“你已经出够丑了。”然后他转向其他人，解释说我肯定是醉了，说他要带我出去走走，清醒一下。往外走时他往老头手里塞了一些钱，后者则举起拳头诅咒我。
我们刚走到街角，就迎头撞上了谢尔登，疯子谢尔登。
“米勒先生！”他大叫着朝我们伸出双手，又给了我们一个满口金牙的微笑。
“奥玛拉先生！”那架势活像是找到了离散多年的亲兄弟。
我和奥玛拉一边一个把谢尔登夹在中间，三个人挽着胳膊向河边走去。谢尔登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说为了找我他已经跑遍了全城。他目前过得不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你在忙什么呢，米勒先生？”
我告诉他我在写一本书。
一听这话，他松开胳膊站到了我们面前。只见他双臂交叠胸前，两眼紧闭，双唇突起。一脸滑稽可笑的严肃表情。此刻我随时等待着一声口哨从他紧闭的双唇中如蒸汽般喷出。
“米勒先生，”他缓慢而庄重地开了口，仿佛自己是在召集全世界的人倾听。
“我一直希望你写一本书，是的。”头还不停地用力点着以示他的赞成。
“他在写《扑克玩法大全》。”奥玛拉随时都准备着逗谢尔登发急。
“不，不！”谢尔登狡猾地微笑着盯住我们，＊同时伸出他的食指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米勒先生在写一本伟大的书，谢尔登知道。”他猛然间抓住我们的胳膊，又马上松开，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嘘——！”他向四周看了看，似乎想确信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开始向后退，他的食指仍旧伸着，不停地有节奏地前后晃动。“等一下，”他低声道，“我知道一个地方……。嘘——！”
“我们想散散步，”奥玛拉粗鲁地说，他把谢尔登推到一边，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你难道看不出来他醉了吗？”
谢尔登一惊之下直叫道：“哦，不！”他弯下腰仔细地看我的脸，“不，”他又重复道，“米勒先生永远都不会醉的。”他这时已经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我们了，他的腿仍旧曲着，食指还在那里晃个不停。奥玛拉走得越来越快了，最后谢尔登干脆站住，让我们落下他一段距离，他就双臂交抱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突然地，他跑了起来。
“当心点，”他赶上来后小声对我们说，“这附近有波兰人。嘘！”
奥玛拉不屑地大笑起来。
“不要笑！”谢尔登恳求道。
“你疯了！”奥玛拉轻蔑地说。
谢尔登走在我们身边，如同光脚踩在碎玻璃上一般战战兢兢。有好一会儿他都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解开大衣和上衣，迅速地、鬼鬼祟祟地扣上了里面衣袋的扣子，然后是上衣的，最后是大衣的。他把他那双目光锐利的眼睛合成两条细缝，将帽子压低到几乎遮住眼睛，咬紧双唇，开始继续行进。这一切都是在绝对的沉默中进行的，这样走了一会儿，他又伸出一只手来，慎重地把他手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转了半圈，随后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大衣口袋。“安静点！”他低声说道，步子走得越发战战兢兢了。
“他神经衰弱。”奥玛拉说。
“嘘——！”
我不出声地笑了。
这时，他开始自言自语，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只能偶尔听到只言片语。
“把你的嘴张开！”奥玛拉说。
“嘘——！”
随后是更多压低了声音的胡言乱语，偶而被一声窒闷的尖叫或者他那难听得折磨人的口哨声所打断。气氛开始变得怪异了，我们此时已接近那个荒凉的木材场和那些煤气罐，空无一人的街道看上去阴郁而凶恶。突然，我感觉到谢尔登的手指抠住了我的胳膊，一个类似“啊”的声音从他薄薄的嘴唇之间发出了出来。他死命地拽着我，如马甩鬃毛一般点着他的头。
我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街对面一个醉鬼正踉踉跄跄着往家走。他身材硕大，夹克大敞着，没打领带，也没带帽子，时不时还停下来赌咒发誓一番。
“快，快！”谢尔登咕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