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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我们起了床。我妈很高兴。她拥抱我们。我们刚度过的这个星期改变了我同我妈的关系。我对她怀着一种类似友谊和感激的心情。我也很高兴重新得到戴特莱夫，重新得到这个幸福。我总是认为这样的小伙子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对于其他的吸毒者，戒毒扼杀了爱情，那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真是太妙了。
我们对我妈说想出去透透空气；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呆了一个星期。她同意了。“我们上哪儿去？”戴特莱夫问我。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向他提议。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所有的伙伴都是吸毒者。所有我们认识的地方，我们仍感到自在的地方，都是我们注射毒品的地方。去看那些吸大麻的伙伴们吗？我们不想再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突然，我感到不太好。我们没有瓦尔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点紧张，想出来走走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空空荡荡！海洛因，别了。可我们不知上哪儿去。
我们向地铁走去。甚至没有做决定，我们就机械地向那个地方走。我们无意识地、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住一样。我们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从我们动身起，就一直沉默，现在终于开口了：“至少应该去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说声再见。他们大概还以为我们坐班房或进坟墓了。”
我忽然松了一口气：“当然。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戒毒了。大概我们还能说服他们也这样做。”
我们立刻碰到了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他们有许多可卡因，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戴特莱夫向他们讲了。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好。在祝贺了我们之后，他们说他们要回家去打针。戴特莱夫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都笑了。我冒出一个念头：“第一天肯定很疯狂。”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偶尔打一针，这样最好，只要不依赖它就行了。必须注意不要重新依赖毒品，因为我想象不出还会戒一次毒。”
我兑：“当然，偶尔打一针，太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准备，我们知道防备海洛因。”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
戴特莱夫对阿克赛尔说：“你能给我们一点儿吗？有机会我们就还你，一言为定。”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考虑考虑，并告诉我们，下个星期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去戒毒。只等去找瓦尔隆了。重新找工作，只是偶尔打一针，这该多好。
离开我妈的房间才两个小时，戴特莱夫和我又处在注射毒品后的恍惚状态之中。这太妙了。我们手挽着手在选帝侯大街闲逛。在虚幻状态中散步简直太妙了，不急不慌，也不为第二天的可卡因操心。戴特莱夫很高兴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做做锻炼，一天不碰海洛因。”
我们自以为像铁一样坚硬。我们天真地认为在我妈屋里度过的难受难忍的一个星期是一次真正的戒毒，虽然我们的身体注射了海洛因。但是相应地，我们又吃了瓦尔隆。瓦里姆，等等。我们甚至没想一想在肉体上戒毒以后怎么办。我妈也太天真。她很希望我们摆脱那玩艺儿。她怎么能想到她的愿望落空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见过的例子多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实。再说我们还是孩子，太幼稚的孩子。再多的教训，也改变不了我们。
我们坚持了近一个月。我们成功地做到了我们发誓的：不拉客。我们有一点钱时偶尔打一针，或者别人给我们一点儿海洛因。只是——当然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总是在伺机寻找弄钱的办法，或者找好心的人给我们海洛因。
这一个阶段很不错。我没有上课——我妈想让我在戒毒的头几个星期过得愉快。她同意戴特莱夫继续住在我家。戴特莱夫又重新向我显露他的个性，我更加爱他，尽可能地爱他。他没有忧虑。快活，想法多极了。我们俩心情一直很好，充满了活力。至少我们装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森林中散步。有时，我们带着我的两只小猫，我们让它们爬树。我们几乎天天晚上Zuo爱。一切都很好。我们有时连续三天不注射毒品。当我们弄到海洛因，我们便赶快离开肮脏的地铁动物园站。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是选帝候街：我们混在有钱人的人群中散步。实际上，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只有一点儿不同。总之，我们想向世界显示，虽然我们注射过毒品，但我们不是吸毒者。
我们去迪斯科舞厅，完全陷入虚幻状，我们看见其他的人——有教养的年轻人和有钱人——我们认为我们几乎跟他们一样，完全不是吸毒者。有时，我们一整天都呆在屋里。我趴在窗户上，戴特莱夫抓住我的腿，我就能摘到几片树叶。我们拥抱亲吻，我们像疯子似地看书看报，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我们像两个快活的傻子一样。我们从不认真谈论我们的未来。有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舒服，但这种情况很少。当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戴特莱夫和我就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争论起来，我想不通时就反复思考，我害怕有时候为了一点儿愚蠢的小事失去自我控制。这时候，我往往想打一针——因为它一下子就可以驱散任何烦恼。
但是真出现了一个问题。克劳斯，我妈的朋友，因为戴特莱夫而找了许多麻烦。他说房子太小不能让一个外人住在里面。我妈不敢反驳他。而我呢，只有再一次无能为力，如同克劳斯命令我把我的狗弄走的那天一样。一切全完了。美好的日子又结束了。我必须回学校，戴特莱夫不能与我过夜。
我没有觉察到我已缺了三个星期的课。总之，我很久以来就缺课了。我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抽烟。我没有吸毒时。我一天抽四五包烟。久而久之，从第一节课起，我就支撑不住了，我走出教室到厕所里抽几支烟。我一上午不停地抽，抽得直恶心：我呕吐在卫生纸上。我很难得真正坐在教室里。
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我一整天没有见到戴特莱夫。第二天，我有一个预感，我放学后跑到地铁动物园站。我的戴特莱夫在那里。他在等那种人。
我很厌恶地看着他站在肮脏的地方等待恶心的家伙。他向我解释他一个钱也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里德家去睡觉，每天来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又每天打一针。如果我想见他，我也必须回到动物园站。我只有他。没有其他的人。我不能没有他。因而我又回去了，几乎天天在地铁动物园站。
母亲的诉说
那个星期天，就在那个星期天，我在浴室里看见了溅出的血迹，我检查了克丽斯蒂娜的手臂，我知道我错了。这是沉重的一击！克丽斯蒂娜就是这样展示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教育的成果。那一天，我明白我把一切都看错了，而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重复我父亲在教育方面的错误。
比如，当克丽斯蒂娜开始频频出入于“音响舞厅”时，我并不怎么高兴。但她的朋友凯茜和“团伙之家”的其他年轻人都去那里，所以，我想，好吧，干嘛要禁止克丽斯蒂娜去呢？我记起我当姑娘时代被父亲剥夺的那些元害的娱乐。
当克丽斯蒂娜给我介绍了戴特莱夫，我还是表示应允。她是在“音响舞厅”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彬彬有礼，态度开朗，和蔼可亲。
一个挺可亲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发现克丽斯蒂娜爱上他是正常的。我想：这正是初恋的年纪，要紧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还看出来他真地爱我的女儿。
假如当时有谁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疯子。除了她对戴特莱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丽斯蒂娜身上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相反地，她显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她激烈地反抗——显得安静而镇定，就是在学校里，她的表现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干么：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啦，到工厂门口等戴特莱夫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一周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饭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有时候，饭后她还会出去，到“团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在家里，她也开始帮我一点忙了。我呢，为了酬答她，有时候也给她一些小礼品：一张唱片啦，多给一个马克的零用钱啦，但我的朋友克劳斯不同意，他认为，克丽斯蒂娜在剥削我，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该为克丽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应该补偿她某些东西。只是当时我没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的男友还认为允许克丽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过夜是错误的。实际上，说她到这个或那个女友家过夜，他是不相信的。不过我确实不是窥伺她行动的那种人。我父亲曾经时时地监视我，而我并没有干过什么有愧于心的事。
后来有一天，克丽斯蒂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戴特莱夫同过房了。“妈妈，”她说，“你都想不出他对我多么好。”此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愿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有那么两三次，我允许她到戴特莱夫那里去过夜。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一起过夜呢？何况在电视里、在报纸上，心理学家们不是反复地说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应该压抑性欲。到处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说，这也是我的观点。
至少克丽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这使我安心。周围的一些姑娘就像换衬衫那样更换男朋友，这我见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局促不安，特别是因为克丽斯蒂娜在“音响舞厅”结识的那些朋友，她告诉我他们中有些人在吸毒。她从没和我说起过海洛因，只是说大麻或失足，她告诉了我一些吓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个瘾君子，但是她描述这一切时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厌恶，使我一刻也没想到她也是这么干的。
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她给我打来电话：“别着急，妈妈，我马上就回去。”
有的时候她也听我的话。我听到过她在耳机里几乎是骄傲地对她朋友说：“不，今天我不出去了。家里不答应。”好像这并不使她不高兴，这种矛盾确实很奇怪。一方面，她不服管教，肆无忌惮，根本没办法和她谈话；另一方面，当你给她描绘出清晰的行为准则时，她好像也愿意遵循。不过，这时候已经太晚了。
真相大白是在1977年1月末的一个星期日，那真是可怕。我想进浴室，门却锁着，这在我们家是不平常的。克丽斯蒂娜把自己关在里面，而且不开门。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只是我还不能立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力地敲门，但克丽斯蒂娜就是不开门。我觉得自己像疯了一样，我求她开门，我骂她，最后，她开了门，跑了出来。我在浴盆里看见一把烧黑了的勺子，墙上有些血点。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明，正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男友只说了一句：“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跟着她进了卧室。我对她说：“克丽斯蒂娜，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彻底地垮了。全身颤抖着，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喊好。但是，首先我得和她谈谈。她悲悲切切地哭着，也不看我。我问她：“你注射海洛因了？”
她没回答我，她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拉直了她的手臂，看见了痕印，两只胳膊上都有。但还不显得可怕，皮肤没有变成蓝色，只有二、三个针孔，包括最后一针在内。还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有点发红。
她眼泪汪汪地承认了，在此时此刻，我想：“我要死了。”我觉得我真的想死。我这么失望，连思维的能力都没有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呀？”我真的向克丽斯蒂娜提了这个问题——我彻底地失望了。
这是沉重的打击，是我总是想避免或尽量地拖得迟一些的打击！但是，应该说当时我并不了解吸毒者的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