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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表现还不如城市里那么显而易见。而或迟或早，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会来到城市的大中心，因为在乡下的村镇上难于弄到他们所必须的数额越来越大的款项。
毒品瘾几乎总会把女人和姑娘们引向卖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绝大部分专搞一些偷盗财产的犯罪勾当：一些去偷仓库，培训中心或者运货汽车；另外一些则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主，至少有个销赃点，把这些相机、录音机，小型家用电器、酒品等卖出去。但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这些赃物所值（当然不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只能勉强地给这些瘾君子弄来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项。
由于这笔款数在40到100马克之间起落，毒品舞台便带有永远为钱奔忙的痕印。因为每天必须搞到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的局限。这些吸毒者变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尽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断加大，但它的快感却逐渐下降。最后这种快感会完全消失：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瘾发时的痛苦而进行注射。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12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个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权，从窗户扔了出去。裤权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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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4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一个比我小1岁，刚满14周岁。
这种活我们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一个要跟客人走的时候，另一个就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们恶作剧的家伙们胆寒。这不过是防备那些拉皮条的小子们的一种自卫方法。我们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过的时候还从巡逻车里向我们打个友好的手势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这么一个挺友好的人，那是个非常滑稽的小伙子。他总是要求得到爱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释，拉客是一种营生，而不是谈恋爱。
需要这样解释的还不止是这一位客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开始总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这个来啦？总还是可以想别的法子吧，等等。这类的花言巧语最使我恼火了。有些人脑子里还冒出了搭救我们的念头。我就收到过有些人让我和他们合法结婚的请求。而这些美妙的感情却并不能阻止他们利用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满足，可他们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样说谎，他们自己已经是过着河的泥菩萨，却还想象着能来帮助我们。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没有胆量去找职业妓女。总而言之，他们对付女人都有些困难，所以便来找雏妓。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家庭、他们过的那种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已经彻底地绝望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露出羡慕我们的神气，因为，至少我们年轻。他们向我们打听眼下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口味、音乐、言语。流行的服装等等。
有一回，一个50多岁的家伙，无论如何非要吸大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吸。于是他多给了我一笔钱，我们就一起去找二道贩子。我们跑遍了半个柏林，我这才发觉，在我们这个随便哪个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却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弄到一点。这个家伙在汽车里抽了这颗夹心烟。这么一件小事却使他兴奋异常！
干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疯魔。有个小子曾在骑摩托车时受过伤，他就让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钢棍。另一个展示着一张盖着图章的纸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张不育证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有一个比他们都混蛋的小子，自称是电影界的人物，他想让我先试一下子。后来，他掏出手枪，强迫我兔费侍候他。
我最喜欢的客人是大学生们。他们是用两条腿走来的，总的说来，他们相当窘迫。但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谈论这个社会的腐败。我只陪他们，到他们的窝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车里或旅馆里。那里才真叫惨呢：客人只多给10个马克，而我们连使用床铺的权力都没有，只是加个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乱写在墙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码短语来联络的。用这种办法，在换班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另一个人在干什么；要是父亲发明了什么新招术更好地监督我们，我们也能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对选帝侯街、赛马场腻了，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战者”的店里去呆上一会儿。店里分发着一些关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国雏妓故事的小册子，发放的人说多亏了他们，人们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就在离雏妓和“音响舞厅”两步远的地方安置下来，以便在现场发展信徒。在“少年挑战者”，我一边喝咖啡，吃煎饼，一边聊天。等他们开始大谈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利用吸毒者：当他们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时，就试着把我们招揽到他们的会道门里去。
我也看看选帝侯街和根特奈尔的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使我想起了属于我和戴特莱夫的一所住宅的旧梦。而这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不幸了。
我已经落到一个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阶段了。
当很难找到客人的时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缩。噢，我不会走得很远，我天生就不能干这个，我没有那么坚强的神经。有一天，一帮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银行偷窃时，我就泄气了。我的最伟大的业绩不过是用带有钢指环的手套打碎了一辆小汽车的玻璃，偷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而那还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帮助吸毒者销赃，我还管给那些普通的小偷运送刚偷到的东西：把它们存放在自动寄存处去，然后再取出来。这能让我赚上20马克，可这比偷东西危险多了。不过，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称为“美丽牧场”的戒毒医院去。对于一个吸毒的家伙来说，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总听人说：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丽牧场”过4个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关到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讲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济会或其它部门，他们不能对一个需要紧急救助而父母又无能为力的姑娘视而不见。而我到“美丽牧场”的决心却有点像企图自尽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反思：“可怜的姑娘，我们以前对她照料不够，再也不能这么恶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