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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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10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了。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未。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对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当然是怕她们把我们蒙了。除此之外，还得想个主意摆脱第3个外国佬，因为我们这笔生意里没包括他。
施特拉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十分干脆地说：“要是这个鬼子也去，我们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胆量这样对待这个上耳其佬。
可是这3个家伙手拉手走着，什么也不想听进去。施特拉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这是差不多3年以来的头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不很巧妙：“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那么到哪一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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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表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