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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要紧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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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1973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祖金600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10岁，一个11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问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未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一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大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支付抚育金，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为了寻求内心的虚荣，我自寻苦头，却看不到真正的先于一切的东西。我白白地在这方面找原因。思前虑后，我总是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分地让孩子们自顾自了。而克丽斯蒂娜肯定更需要引导和支持。她比她的妹妹更不安稳，更敏感。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着向邪路滑过去的危险，虽然我对我们周围，对小区里发生的事看得很清楚。每天都有争吵、酗酒，在小溪里发现一个醉得要死的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我没想，假如给他们一个好楷模，假如不让他们由着性子干，孩子们就会有好榜样可学——那么一切都会平安大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道路是不错的。早晨，姑娘们去上学，中午她们自己准备午饭，下午，她们常到动物俱乐部去，两个女儿都喜爱动物。
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挺好，除了有的时候孩子们和克劳斯——他是我的男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之间因为妒嫉发生点不愉快。我愿意在工作。家务和孩子之外留点时间给他。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寻求平静的避风港，也是在这里，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多地委身于他，我把克丽斯蒂娜的妹妹送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理查德感到孤独，就用应允她一大堆东西的办法来吸引她。
克丽斯蒂娜只好只身一人上学去了。她开始结交一些坏朋友，可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和她的女友凯茜一起度过下午。从她的年纪来说，凯茜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孩子，她的妈妈还不时地照料一下这两个姑娘。我们是邻居，有时克丽斯蒂娜到她家去、有时候凯茜到我家来。
她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正是开始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试一试的年纪。所以，晚上她们到“俱乐部”去，那是一个基督教堂资助的青年中心，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指责的事情。我以为，在那些人中间，克丽斯蒂娜只会受到好的影响，甚至在我做着最坏的噩梦时，我都没有想象到他们在那里吸大麻。
相反地，当我看到在妹妹走后变得郁郁寡欢的克丽斯蒂娜又变得活泼时，就更放心。自从她交了凯茜这个朋友，她又开始有笑容了。有时她们起劲地说些蠢话，我也忍不住笑了。我怎么能够料到，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疯笑都是大麻或其它什么毒品在作怪呢？
克丽斯蒂娜自述
团伙就是我的家。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友谊、温暖和某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且不说别的，光就大伙见面时那轻轻的一吻，我就觉得热乎乎的十分亲切。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爸爸从来就没有像他们那样亲过我。在团伙里，什么烦恼事也没有，我们也从不在那里诉说自己的烦恼事。谁也不会把家里或工作上不顺心的事搬到这里来叫别人分忧。只要我们在一起，外面人世间的种种烦恼事就不存在，我们谈论音乐，谈论各种兴奋剂和时装服饰，有时也议论那些敢于用各种不同方式向这个警察社会端一脚的勇士。我们觉得不管是谁偷了汽车、或是抢劫了银行，都是英雄好汉。
自从我做了第一次“迷幻旅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和团伙里其他人一样，我的感觉非常正常，我的运气真不错，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头一次“旅行”是很难受的，往往令人感到恐慌，可我却感到很得意，就像成功地通过一门功课的考试似的。所以现在，每当有人建议我吃一片迷幻药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我与人和物之间有了一种崭新的关系，我又重新发现了自然，以前，由于我常常带着狗出去散步，我和自然保持着接触。而现在，每当我出去散步之前，我总要抽几口大麻，这时，我眼睛里的大自然五彩缤纷，完全和过去不一样。好几个月来，我真感到洋洋得意。
在学校里，我的功课越来越糟糕。我把作业全都扔在一边。每天早上我总是醒不过来，可我仍能跟着升班。我对某些功课多少也花点功夫，诸如文学课或国民教育课，因为上这两门课有时能碰上一些使我感兴趣的问题。
我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糟。我觉得学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和老师吵起来，因为他在班上大谈特谈什么“环境保护”问题。同学们对这类题目毫不感兴趣，因为他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大声地嚷起来：“什么叫环境保护？首先应该教人们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关心，这才是最要紧的。因为现在谁也瞧不起谁，互相争斗，还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分数？老师更该了解这些情况，评价学生要公平合理……”等等。本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位老师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觉得有必要和他吵一架。
我对这个学校真讨厌透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任何个人的交往。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大家奋斗的目标无外就是为了压倒其他的同学。谁也不会帮谁的忙，因为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名。老师也可以任意压倒学生，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分数都是由他们打出来的。反过来，要是碰上一个老实的教师，学生都会群起而攻之，显示他们的威力。当我嘲笑老师的时候，同学们就会感到很得意，可是当我认真提问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假正经。所以我觉得学校的确是个讨厌的地方。
其实我现在对学校里的事无所谓，对我来说，得到团伙的承认是要紧的事。因为在团伙里没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不过，在团伙里，我也慢慢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