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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们现在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道德，这些例子尽管有些冒险，但在这个阶段应该还不会受到太多的误解。设想哥伦布（Columbus）是受到法国而不是西班牙的援助，事实上在当时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成为了美洲的主人，那么毫无疑问，赢得帝国皇位的就将是他，而不是西班牙的查理五世（Charles Ⅴ）。从罗马的劫掠（Sack of Rome）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早期巴罗克时代——在宗教、才智、艺术、政治和做派等方面实际上是西班牙的世纪——也将是以巴黎而不是马德里为学习的典范。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腓力（Philip）、阿尔瓦（Alva）、塞万提斯（Cervantes）、卡尔德隆（Calderon）、委拉斯开兹（Velasquez）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就会谈论事实上还未出生的法国伟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圆满地表达一个十分难解的观念的话。在这个时代中由西班牙的罗耀拉和他在精神上主导着的特兰托会议所明确地固定下来的教会的类型；西班牙军官们的战争技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们的外交，以及埃尔埃斯科里亚尔e Escorial）的宫廷精神，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直延续到维也纳会议且某些本质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俾斯麦之后的政治的类型；巴罗克的建筑；绘画的伟大时代；大城市的讲究仪礼的和文雅的社会——所有这一切将有可能由其他深刻的心智，比如贵族的或僧侣的，由腓力二世战争以外的其他战争，由维尼奥拉之外的另一位建筑师，由另一个宫廷所代表。偶然为西方的晚期选择了西班牙样式。但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其在大革命（或某个具有相同内涵的事件）中一定会最终实现——仍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这样，法国革命也许会由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别的事件或发生在别的地方——比如说英格兰和德国——的革命所代表。但是，它的“观念”——它（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是从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是无机的大都市对有机的乡村的胜利，从此以后，乡村在精神上将变成“外省”e provinces）——是必然的，它发生的时刻也是必然的。要描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就要使用划时代（epoch）（早就作为时代的同义词被模糊或被误用了）这个术语。当我们说一个事件是划时代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它标志着某一文化的进程中一个必然的、命定的转折点。纯粹偶然的事件乃是历史表面的一种结晶形式，它可能被其他合适的偶然事件所代表，但划时代是必然的和先行决定的。显然，就一种特殊的文化及其进程而论，一个事件是属于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还是属于一个插曲，这个问题是与该文化的命运观念和偶然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是与它的作为划时代的悲剧（例如在西方）或作为“插曲”的悲剧（例如在古典世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进一步，对于非个人的或匿名的划时代与个人性的划时代，我们还可以依据它们在历史图象中的观相类型加以区分。在属于第一类的“偶然”当中，我们包括了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被赋予了如此的构成力量，以致千千万万的人、整个整个的民族、众多时代的命运全都在他们的私人命运中获得体现；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区分出两类人，一种是冒险家或成功人士，他们缺乏内在的伟大［就像丹东（Danton）或罗伯斯庇尔］；一种是历史的英雄，因为事实上，他的个人命运所展现的只是共同命运的特征。“雅各宾派”的有些名字可能很响亮，但他们要作为集体而非他们中的个人才属于支配那个时代的类型。因此，大革命的这个划时代的前一部分完全是匿名的，如同后一部分或者说拿破仑的时期属于最大程度的个人的一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些现象的巨大力量就完成了古典世界相应的划时代时期（公元前386～前322年）——其本身是流动的和没有保障的——需要几十年的暗中破坏工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每个阶段的一开始，相同的潜能就已出现，必然性此后或是以伟大的个人的形式（亚历山大、戴克里先、穆罕默德、路德、拿破仑）、或是以具有强大的内在构成的几乎匿名的事变的形式（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再不就以虚弱的和模糊的演进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统治时期、德意志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质。在这些形式中，极有可能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必然性会先行受到所论文化的历史的因此也是悲剧的风格的影响。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悲剧——仍有待一个伟大的、有足够的力量去领会它和塑造它的诗人来发现——就是，他是通过以英国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显著地代表的英国精神作为战斗的根基而成就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通过这一战斗而在大陆实现了这一精神的胜利，这一精神随即在“民族解放”的伪装下变得日益强大，以致最终压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一直到死。因此，并不是拿破仑开创了扩张原则。那是从克伦威尔的清教主义的环境中产生出来并由大英殖民帝国将其付诸实施的。英国的哲学观念才是实质上的推动力量，它从接受英国熏陶的才智之士，例如卢梭和米拉波（Mirabeau），传播到革命军，甚至从瓦尔米战役（Valmy）——只有歌德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意义——的那一天开始就已成为他们所追逐的潮流。并不是拿破仑形成了那一观念，而是那一观念造就了拿破仑，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决心进而利用它去反对唯一的强国，也就是英国，后者的目标跟他自己的目标是一样的。他的帝国是法国血统但却是英国风格的法国血统的产物。再有，还是在伦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尤其是边沁（Bentham），都建立了“欧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腊主义——的理论，然后培尔（Bayle）、伏尔泰和卢梭先后将其引到巴黎。因此，瓦尔米战役、马伦戈战役、耶那战役、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役和莱比锡战役，正是在英格兰的这种议会主义、商业道德和新闻出版的名义下打响的，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是英国精神打败了西方的法国文化。首席执政官无意把西欧并入法国；他的首要目标是——请注意，这是每种文明肇始之时的亚历山大式的观念！——就是要以一种法国殖民帝国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国。由此，法国在西方文化圈的优势就可以在一种实际上坚不可催的基础上奠定起来；它就可以成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国，但毕竟是从巴黎来进行管理，尽管有哥伦布和腓力；并且要把它组织得像是一个经济的、军事的单位，而不是像一个传道的、骑士的单位。命运在拿破仑身上的影响可能就有这么深远。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已经决定了事实要跟法国作对，拿破仑的宏伟计划一再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变而受挫。在阿卡（Acre），几支小部队适逢其时地从英国军舰登陆：就在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签字之前，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时机，当时，整个密西西比盆地还是他的财产，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国入侵的马拉塔（Maratha）势力有过密切接触；但是，又一次，一桩很小的海上偶发事件注定了他要放弃一份精心呵护的产业的全部。最后，当时，出于进行另一次远征东方的目的，通过对达尔马提亚（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占领，他使亚得里亚海e Adriatic）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内湖，并同波斯的国王为进攻印度进行谈判，可亚历山大沙皇ar Alexander）的反复无常打败了他，后者无疑一直是愿意支持拿破仑进攻印度的，他的帮助确实可以保证进攻的胜利。仅仅是在欧洲外部的所有联合失败以后，他才选择将德意志和西班牙合并，作为在与英国的对决中他最后的筹码，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利用的是英国的革命观念，他所拥有的工具正是这种观念，他采取的这一步骤使他成为了“不再必要的”。
在某个时候是求助于西班牙精神去勾勒并吞世界的殖民体系，在另一个时候又求助于英国或法国精神去重塑那一体系。经由拿破仑这个浪漫主义的和深入人心的军事君主制的创立者而实现的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与“狄奥多西”的王国是类似的；经由一个讲求实际的恺撒所实现的一种21世纪的经济组合体，正好是“罗马至上权”的对等物。这些都是偶然，但它们都处在历史的图象中。但是，拿破仑的胜利和失败（这中间隐含的事实，是英格兰对法国的胜利和文明对文化的胜利），他的帝王尊严，他的陨落，他的“大国”（Grande Nation）理想的破灭，意大利解放的插曲（在1796年跟在1859年一样，实质上这是换了一件政治外套，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早就变得不重要了），罗马…德意志帝国的哥特废墟的毁灭，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后面，行进的是真正的和不可见的历史的伟大逻辑，并且正是在这一逻辑的意义上说，已在“旧制度”中实现了其法国形式的文化的西方，最终以英国文明终结了这一文化。因此，作为“同时代的”划时代的时刻的象征，巴士底狱的风暴、瓦尔米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以及普鲁士的崛起，正好对应于古典历史的那些事实，如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高加梅拉（Gaugamela）战役［即阿贝拉（Arbela）战役］、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以及罗马在森提努姆（Sentinum）的胜利。由此，我们开始理解了，在战争和政治剧变中——我们的历史著述最主要的题材——胜利并不是战斗的本质，而和平也不是革命的目标。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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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凡是已经吸纳了这些观念的人，就不会理解不了，当最后因果律的原则在一种文化的“晚期”状态下获得其严格的形式——这一形式是那个状态所固有的，文化只有在这一形式中才能对世界图象实施绝对的统治——的时候，这一原则何以一定会对真正地体验历史的能力产生致命的影响。康德十分明智地把因果律建构为知识的必要形式，不必太多强调，这样做的意图就是想唯一地只用理性来理解人的环境。但是，尽管“必要的”这个词勉强还可以接受，可有一点被忽视了，就是，因果原则相对于某一个知识领域的这种局限恰恰使得它不能运用于沉思和体验活生生的历史。人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本质上说是根本不能加以比较的，但是，整个19世纪为了自然还是费尽力气想要推倒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围墙。人们越是试图历史地思考，他们就越是忘记了他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领域思考。他们在强行把一种空间的和反时间的因果关系的严密框架施加于某个有生命的东西之上时，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物理的自然图象的构图去损害那生成之物的生动面容，使其适应他们自己晚期的、大都市的、因果思维的环境，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科学的根本的荒谬性，这一科学一成不变地把有机的生成误解作是生产既成物的机器，并力图以此来理解有机的生成。白天不是黑夜的原因，青年不是老年的原因，开花不是结果的原因。我们理智地把握的一切都有一个原因，我们以内在的确信有机地体验的一切都有一个过去。前者认识的是一种情形（case），这种情形一般地说是可能的，并且有一个固定的内在形式，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用什么方法，这形式的出现常常都是一样的；后者认识的是一种事态（event），这事态一旦曾经发生，将来就不会再发生。并且因此，当我们在我们的表层世界里或者是批判地和有意识地、或者是观相地和不自觉地把握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出结论就只能或者是从技术性的经验中，或者是从活生生的体验中，我们还会或者是把这个结论同空间中某个无时间的原因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同一种从昨天导向今天和明天的方向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大城市的精神拒绝成为不自觉的精神。它为一种机器技术——其本身就是依据令人惊讶的自然的最危险的秘密，即“定律”创造出来的——所包围，因此它力图也技术地，即“理论地和讲究实际地”征服历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个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