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喜欢虐待狂呢？
没想到你还有这嗜好？
不行啊？
有点意思。难怪我们都不合你的路数。
知道就好。
以后帮你留心。
谢了。
那以后不陪你来了。
最好。
鸟兽散。大家都有点狂欢过后的意兴阑珊。
陈光明说：回去吧？
我说：你先走。我想自己走走。
很冷啊！
没事。我想自己走走。
当真吗？
嗯。
陈光明走了。
我一个人沿着这条21世纪的烟花柳巷慢慢走着。看那些老外用讶异的神情探望着酒吧里的风景，上海的女人啊，此刻骚动着、演绎着为美元甘心去死的壮烈。
我，居然，和她们在一起。
我，居然，走得比她们还远。
30．另一个世界
我在这条被我和赵睿命名为莫里哀路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
从前，赵睿的家就在这个弄堂里，有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门牌号码。因为这栋房子有一排顺着楼梯爬升的方向慢慢爬升的长窗，一个接一个，缓缓地上升，就像这个城市那些被欲望折磨得忘记了自己本是个穷苦孩子的男人、女人，只要有一个上升的箭头，就浑然不顾是天堂还是地狱的方向，忘我地爬升了起来。
如今这半面墙裹满了绿色植物的老房子已经归A CLUB所有。赵睿的家也在好说歹说中搬到了遥远的郊区。那些因为知识、权力、金钱堆积出来的好出身在城市一阵阵动迁高潮中，渐渐模糊了身份。
旧的人走了，新的人来了。
如今，这一扇扇长窗里面悬挂着一个个蒂芬尼碎玻璃拼出来的长灯，彩色的。室内外的温差模糊了窗户里的景致，只看见彩色的人影幢幢。
赵睿曾经指着这里的房子跟我说：从前这里是我的家。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有人往我们家扔砖头，砸坏了那一排长窗，风很大，妈妈却不敢把窗玻璃配好。童年就是在这样的高宅深院里被美丽的长窗灌进的冷风抹上了严酷的色彩。85年，父亲终于离开了这个国家。他和母亲离婚了，因为他们没办法同时走。十年后，我们搬离了这里，母亲特别依恋，她怕万一哪天父亲回来，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出于对赵睿曾经住过的房子的好奇，一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曾经走进这个神秘的A CLUB。这是一个私人会所，没有会员资格，就没有资格走进去，任凭你是谁。
那天晚上，我拾级而上，心里充满着一种发现的冲动和难以言表的感伤。
门口有个穿着黑色镶金边礼服的WAITER礼貌地请我出示会员证。
我笑笑：知道吗？这里曾经是我的家。我想进去看看。
WAITER有点为难，但鉴于我是一个相貌不错的年轻女子，他拉开了门。
另一个世界就这样为我敞开了大门。
PART 4
31．我们都爱保罗·克利
门里面坐着抽雪茄的男人，喝红酒的女人。
我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是那些我们在银幕上、银屏上经常会看到的面孔。
里面放着柔板的音乐。
暗，暗得瞳孔一阵子不适应。
又一个声音：小姐几位？
一位。
我被带到了一个角落，被屏风和透明鱼线略略分割开来的角落。
就这样，我走进了长窗里的世界，走进了赵睿的童年。
木地板已经被嵌进玻璃，蓝宝石色的灯光里游着一群被踩在脚底的鱼。
坐着，喝着酒，赵睿的童年，那块被打碎的玻璃仿佛透着一丝冷风还在吹进这房间，我觉得有点冷，不由得喝多了。
有一个男人坐到了我的跟前：一个人喝酒，容易醉啊。
那是一个很美妙的声音，却从一张很丑的脸上出来。
男人的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他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像刚从一场战争中逃亡回来，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黑色的胡子。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声音低沉，讲起话来像另一个世界的人。
我说：那你也来点。
于是两个人对饮起来。我们没话找话地说了很久，也没找到一点点的共同语言。人跟人之间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错位，鸡同鸭讲。这个有刀疤的男人的年纪差不多四十岁，他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本共产主义理论书籍，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用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他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剩余价值。我觉得他很可笑，坐在这样的地方，他在跟我谈革命、谈仁人志士、谈为理想献身……
已经很晚了，我们坐在玫瑰红色的美丽糜烂场所一直争论着，其实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同志其实不是在跟我讨论问题，而是带着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坐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却仿佛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没有这么不搭调的谈话对象，我几乎想走了。
后来，我干脆放弃说话，改成喝酒，然后用那种不置可否的神情看着他，他的话渐行渐远……
我在心里冷笑，直到他谈起了绘画，我才搭了腔：你还懂绘画？
总算扯到了绘画，我松了一口气。
我记得我们谈到了保罗·克利。
我说：我挺喜欢克利的。
他是一个音乐家。
不，他是一个画家。
首先是一个音乐家，你不觉得他的画里面有音乐吗？
没觉得。
你应该看看他的传记，不然，你怎么能说，你喜欢克利呢？
我只是看了他的一本画册，觉得他的画有童趣，所以就喜欢了，喜不喜欢，是直觉。
不，你必须看传记，那样你就能喜欢得比较深刻。因为直觉背后一定有某种深刻的原因致使你喜欢，你不想研究一下，知道原因吗？
什么事情都要探究原因，你不觉得很累吗？
不，我喜欢。喜欢了解。
你喜欢克利吗？
当然，而且知道原因。
说来听听。
我不光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还可以告诉你，你为什么喜欢？
真的？
为什么克利的画自然而有趣味？因为他并不构思，他觉得绘画应该从一个点、一根线条开始，然后让大脑带着笔自由地游走，走到哪里是哪里，觉得好了，就好了，根本不用理会那些构图啊、色彩啊这类的学说，绘画是心灵的自由释放。应该像音乐一样抽象，放弃具体的东西。只是自在行走。这是你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你一定是那种自在行走的人，生命没有具体的目标，让它随着自然慢慢行走，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一路的风景就够你回味的了。这是你的潜意识，反映在你的直觉里，让你对克利的画一见倾心。知道吗？这就是心理学。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使对一张画，也是如此。
他慢慢的说了这些，我觉得这是这一晚上他唯一很正确的话。
那你为什么喜欢克利？
因为单纯。
复杂的人就喜欢单纯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说完克利，我们几乎没有话再说了。
那天，是我和赵睿的结婚纪念日，我本应该回家等他的电话。
半年来，我们在电话里诉说爱情，诉说忠诚。
挂了电话，我就对电话里的爱情和忠诚彻底怀疑，那是狗屎，我在心里骂。
我本以为去看看赵睿的童年，会是一种纪念结婚纪念日、强化爱情、强化忠诚的好办法。
遗憾的是，我遇到了这个挖掘我对克利着迷的深层原因的男人。
那夜，我没有回家。
32．那夜我没有回家
我和那个男人一起走出A CLUB的时候，秋夜的风吹在裙摆上，撩动了人一生的寂寥。这条长满法国梧桐的街道上曾经住着一个向往法国的中国男子，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去了远方。他的妻子却害怕搬了家，那个男人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觉得很可笑。
遗憾的是一样可笑的事情还在发生，又一个痴情的女人以为在同样的地方可以加固爱情、等待爱人。
不可笑吗？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酒醉后那种任由自己的灵魂飞离肉身的感觉，有点放纵、有点忘我。那是一种享受，享受步履蹒跚、享受衣冠不整、享受语无伦次、享受笑骂由人。那是保罗·克利的感觉。
我在街上迈着不怎么整齐的脚步，深深地懂了：生命就是一个点，随着性情自在地游走，线路永远不是直线、歪歪扭扭的，也有一种生动的意趣。
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和一群少年人躺在夏夜的星空下，仰望苍穹，有个男孩子说：宇宙是一个场，生命是一个点。
那句话，就是保罗·克利绘画中的哲学。
我的少年朋友居然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懂了，上海啊，催人早熟。
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男人没有搀扶我，它让我随着生命自在的轨迹歪歪扭扭地向前走着。
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
33．我每天晚上都在莫里哀路散步
那个晚上的记忆已经被我彻底删除出了大脑皮层，我忘记了我们去了哪里、我忘记了我们怎样度过了一夜、我忘记了第二天我怎么会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我忘记了他对我说的其他的话、也忘记了我自己说过、做过的一切。
酒后剧烈的头痛，像一杯忘却的药水，对于那个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情，抱歉，我没有任何记忆。
如今，我走在莫里哀路，想着我和赵睿不得不结束的婚姻，想着我肚子里这个莫名其妙的孩子，我自嘲地想：也许我应该叫这个孩子克利·安。那个头上有一道刀疤的男人似乎是一个死去多年的德国画家派到人世间的幽灵，为我送来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生命。
发现自己一个多月没有月经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可能会怀孕。但是，突然，我变得不想吃饭了、突然我有了恶心的感觉。一切都发生得潜移默化、一切又暴露得那么突然。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更不敢看医生笑盈盈的脸，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妇人，充满经验，用一种温和的声音恭喜我：太太，您怀孕了。
我一脸茫然，我手足无措：抱歉，我和先生都很忙，我想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么快要孩子。这是一个偶然、我能不要它吗？
我把他、或者她写成它，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罪孽感。
对于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宣判，我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如果可以，我要尽一切可能快速、安全、稳妥地除掉它，永无后患。
老妇人一样温和地看着我：您不需要考虑一下吗？
我很坚定：不，我想现在我就可以作决定了。
老妇人很负责任地告诉我：我必须为你做一个全身检查。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只能同意。
两个小时后，温和的老妇人微笑着劝说我放弃这个念头。因为非常遗憾，我的子宫内壁非常特殊，她太薄、太脆弱，如果我坚持将这个胚胎刮离子宫，我将失去怀孕的功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孩子，我将永远不可能成为母亲。
这是一个选择，我必须做决定。
我离开了医院，我想也许我应该去莫里哀路那个A CLUB碰碰运气。我并不想找那个男人负责任，事实上，那一夜后，我的记忆刻意抹去了一切，我甚至不想再看见那栋房子。但是如今，我觉得我应该让他知道。起码这个什么事情都喜欢追究原因的人也许可以给我一个不错的建议。我想，也许他能再一次看穿我在这次意外怀孕事件中所有的犹豫和不安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我自己不敢多想，但我希望他能告诉我。
一连几个夜晚，我每天晚上都在莫里哀路散步。
一连几个夜晚，我推开了那家A CLUB的大门，希望撞见那个男人。我觉得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而且几率很高。那毕竟是一家会员俱乐部，作为会员，他一定会相对稳定地出现在这个地方。
每天晚上我都跟自己说：我该出去散散步，这比去健身房强。
深夜，我才回家。
整整一个月，没有人知道，我在莫里哀路找一个脸上有一条刀疤的陌生男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住址、来龙去脉。
34．我打了一百个电话
我同意缴纳昂贵的费用成为A CLUB的会员，但是前提是：我必须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俱乐部。我有权利知道，每天晚上，我都可能遇见哪些人。这是权利。
CLUB的小伙子看着眼前的人民币现金，一阵子犹豫。
终于，他在电脑里键入了八个字符，打开了一份文件，并打印了出来。
我看到了一个个名字，一个个职位，一个个电话号码在闪烁。
哪一个人会是他？
我微笑着离开了A CLUB，以为自己找到了进入的锁匙。
我躲在房间里，一个个地拨打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的豪爽、有的奸诈；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极不耐烦。
刚开始，我还害羞，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更讲不清楚自己要找的是谁。慢慢的，我变得习惯而自然，我说：对不起，11月8号那天，你有没有去A CLUB。你有没有和一个女人谈起过保罗·克利，现在那个女人到处在找你……
神经病，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我想您弄错了。
什么？听不清楚？能再说一遍吗？我在开会——
搞什么搞，打错了！
你打谁的电话？莫名其妙！
……
当一个人被各种各样的反应麻木了反应的时候，我渐渐意识到这个男人也许和我一样，只是A CLUB陌生的闯入者，偶然、突发地发现了一个独身的女人，这是一次不错的艳遇。于是，他走了过去，东拉西扯，卖弄自己所有的心得，为了谋取一个免费的春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