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联合会主席于1930年在南非联邦的《土著经济委员会报告书（1930—1932年）》中指出：“如果没有非洲南部的大量土著劳动力的供应作为基础，就决不可能开办我们现在知道的任何黄金采掘工业，即使开办起来亦决不可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事清的真相。”从1936年以来，南非的金矿在正常状态下每年雇用30万非洲人。招募代理人通过传统的渠道，从政府当局到部落酋长把受雇名额层层分配下去。契约一般要求非洲雇工在矿山工作6个月到18个月。受雇者在契约上画押后，就离开家乡到矿上做工。
“为什么公司不让矿工多干几年而要如此频繁地更换呢？”有一次，曼德拉情不自禁地问这位当监督员的朋友。这位朋友叹了一口气，解释说，“你只了解他们的住房条件，还没到井下去看过。矿工要躺在深达2。5公里的狭窄的坑道工作面开采，空气闷得不堪设想，温度在摄氏35”以上。由于这种苦役劳动的结果，矿工的身体极度衰弱，以致公司不得不每年把全部黑人矿工更换一次。当然，也有矿工顶下来了，愿意继续干的。”
曼德拉亲眼看到了黑人矿工住宅地的恶劣条件。这是用双层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矿工在整个受雇期间不准越出营地。他们只能从营地走到矿场去，矿场与营地间有带顶的通路相连。营棚里没有窗户，房顶是一层密网。为了防止工人传递东西，只许他们隔着两层栅栏同亲属谈话。非洲矿工的工作没有专业技能，理由当然是他们的肤色所致，在这一点上各矿业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1947年，德兰士瓦矿主联合会在答复别人对它的劳工政策的批评时宣称：把技术工作分配给欧洲人、非技术工作分配给土著人的办法是各个矿工劳动组织的惯例，“任何人企图扩大向合格的土著人开放的工作种类都会遭到欧洲籍雇员及其工会强烈的反对。此外，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土著雇员担任技术工作。”
问题在于非洲人是否真的“要蠢一些”，“不适合技术工作”，这是白人最常用的理由。然而，曼德拉在与黑人矿工的交谈中了解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金矿里，欧洲监工往往要到7点以后才来，而非洲工人在清晨3点半左右就下井了。在这4个小时内，黑人矿工划出爆破区，安装炸药和进行爆破，其工作效率与白人监工在场时一样。而按照南非政府的劳工法，这类工作被认为是黑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但是，黑人矿工所作的这些技术活得不到承认，因此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关于采金工业金矿工人的工资变化情况，黑人学者威·艾·韩顿曾作过统计。1911年，非洲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为97美元，而白人雇员的工资为941美元，到1941年，非洲人的工资收入111美元，而白人的工资已涨到1472美元。
由于繁重的劳动、低微的收入和住宅区的恶劣条件，到契约将要满期时，矿工的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一位作者在他的旅行记中形象地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我们又遇到了‘矿工列车’，这一次是从约翰内斯堡运送可怜的‘货物’——在矿坑里做工期满的非洲人。其中有些人已经累得受了内伤，有些人得了咳嗽病，有些人已显出肺结核的初期症状。他们全都虚弱不堪，全都成了‘废物’。许多人从窗口探出身子贪婪地接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积蓄的钱很少，不久就会因纳税和缴付各种苛捐而用光。”曼德拉对黑人矿工的处境十分同情，部落贵族的出身和受过高等教育使他觉得看门警察的职位并不适合自己，特别是看到有的黑人矿工因偷了矿井的东西遭到毒打时，他心里更不好受。
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被压迫者的种种破坏活动（包括偷窃）可以被看作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早在1873年，一位到南非来旅行的美国人就记录下了一个惩罚黑人偷盗者的场景：“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为偷了钻石而遭受三十五下鞭笞。他勇敢地挺着身子站着，一丝丝绽破的肉挂在背上，大滴大滴的血沿着他的大腿流下来。九股鞭飕飕地响，向他的肩膀抽去。他的那双大眼睛布满血丝，嘴唇战栗不停，两只手痛苦地扭曲着。然而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直至鞭子抽到第三十下时，他低沉地呻吟了一下，便晕倒了。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在周围观看的黑人就会非常激动。他们咬牙切齿，用带着威胁的眼光注视着执法官。我常常想，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对他们的主人们报仇雪恨。”
更有效的斗争方式则是罢工运动，这从金矿建立后几乎没有中断过。1913年7月，在白人工人暴动式的罢工发生后，非洲矿工也举行了罢工。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工资，好几个矿场的非洲人都拒绝在工资提高以前工作，完全不理会矿场的白人经理的威胁和劝诫，政府派来骑警进行干预也无济于事。“土著工人已经准备就绪，要和这些警察进行光明正大的斗争。在一个矿上，他们真的向警察扔了石头。后来调进了一个装好了刺刀的士兵连才把他们的抵抗镇压下去。士兵们把每个矿场的带头人都逮捕起来。毫无疑问，这次险些儿就弄成严重的土著工人大闹事。”1918年爆发了黑人工人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矿工在矿上抵制矿区的商店，公用事业工人在约翰内斯堡罢工。1919年，南非的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镇压。1920年，兰德金矿的黑人矿工举行罢工，与政府军警发生战斗，牺牲了79名工人。1922年初，兰德区的欧洲工人举行罢工，尽管亦有些黑人矿工参加，但政府采取挑拨种族关系以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果发生了反非洲人的屠杀，最后罢工惨遭镇压。1929年11月，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集会，反对各项反非洲人的立法。1931年5月1日，约翰内斯堡8000名欧洲和非洲工人举行联合示威。
所有这些斗争都反映了非洲工人对现状的痛恨，而约翰内斯堡的矿工又首当其冲。每当曼德拉听到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时，总是暗自发誓，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曼德拉在矿上果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荣欣塔巴的一个代表跟踪而来，曼德拉只好又再次逃跑。他很快在亚历山大找了一个房间。亚历山大是位于约翰内斯堡东北15公里的一个小市镇，是容许非洲人购置地产的少数地方之一。因而这个市镇发展很快，到1943年初人口已达6万。这里的物质条件要比约翰内斯堡差，但人文环境则比他原来住的地方要好。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害羞的小女孩抿着嘴望着你微笑。曼德拉爱上了拳击，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他每天坚持跑步。
他住的房子条件很差，铁皮做的房顶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漏个不停。为了帮助他完成中断了的文学学士学位学习，他的叔叔给了他一小笔钱用于函授学习。然而，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没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一家子”想想办法。“西苏鲁是谁？”曼德拉好奇地问。“他也是特兰斯凯来的，在搞房地产，他很有办法，又乐于助人。我带你去见见他。”曼德拉高兴极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同乡，但一直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喜欢帮助人。
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他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从小由母亲、叔叔和矿工们带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工头，当他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生下了这位日后要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路修完了，他又走了，再也没有认过这个黑人孩子。因为是混血儿，他的皮肤要比其他孩子的白一些，这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亦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他的未婚妻阿尔伯蒂尼总是开玩笑地安慰他，要他不要自卑，“这有什么关系？大可不必为你的皮肤过于敏感。要知道，我的皮肤黑得足够我们两个人用。”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人，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两人一见面，沃尔特就喜欢上曼德拉：“我以后就叫你纳尔逊吧。你搬到我这儿来住吧。你看，我的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这些亲戚，她们都挤在这儿。你可以在我的事务所工作，每月我付给你2英镑工资，外加佣金。行吗，纳尔逊？”曼德拉高兴极了。他确实是运气好，碰上了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大好人。沃尔特自己并不富裕，但总是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阿尔伯蒂尼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又送人了，他总是笑着解释，他永远也忘不了他睡在东伦敦佣人区地板上过夜的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竟然一个人拿着刀子在街上巡逻，以对付那些威胁路人的强盗团伙。还有一次，当他坐在去奥兰多的火车上时，他亲眼看到一个白人列车员没收了黑人的月票。因为车票很贵，黑人苦苦哀求，要求把车票还给他，那白人一脸傲气，爱理不理。沃尔特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列车员讲理。谁知那白人竟然打了他一拳。他忍无可忍，狠狠将那白人列车员揍了一顿，直到车上保卫人员将他抓起来。后来为这事他还蹲了监狱。
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约翰内斯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丰富阅历是无人可比的。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行过成年割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他首先干起了矿工。这种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清晨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着，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不许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他们在早晨吃过饭后，一直要顶到晚上下工后才能吃饭。“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混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们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听说你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曼德拉好奇地问。“没错。”沃尔特·西苏鲁辞掉矿上的工作后，来到东伦敦为一个白人家庭当过帮厨。这段时间他读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旁听了一些政治会议。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为了争取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老板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而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一方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当他得知曼德拉一直就有学法律的志向，西苏鲁立即答应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取得了文学士学位。1942年，曼德拉又找西苏鲁借钱买了一套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穿的长袍，这是为在黑尔堡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准备的。随后，马坦齐马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曼德拉一家人欢聚一堂，回忆起童年的时光，感慨不已。尽管曼德拉很想回库努去看一眼自己的故乡，但他不得不赶回约翰内斯堡，因为西苏鲁的办公室还等着他上班。
曼德拉逐渐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在一家白人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签合同的工读职员，即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随后，曼德拉又转到另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的法律事务所。在这家公司里，有三件事他永远难忘，饶有兴味。他一到办公室，发现那些漂亮的白人打字员表面上都很友好。他刚坐下来，一位打字员就走过来向他说，“喂，纳尔逊，我们这里可没有种族歧视。茶放在柜台上，你可以用一个杯子。”然后她又补充说，“我们为你和拉代贝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那两个杯子。”还有一次，当他正向一个白人打字员口述信稿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来。这使白人女孩很不好意思。为了不让那位白人顾客看出曼德拉是她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递给曼德拉，傲慢地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点洗发剂。”
也有一位白人同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人名叫哈利·布里基希。哈利常和他谈起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并称曼德拉为“优秀而体面的青年伙伴”。但哈利也意识到曼德拉对政治一天天感兴趣，担心他这位黑人伙伴某7天会触犯刑律。有时，他警告曼德拉，“喂，纳尔逊，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格外提防。”他做梦也没料到，这位黑人伙伴将有一天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权，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间上课，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里上课。他既缺乏必要的学习设备，又要受长途火车旅程和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每天晚上如此，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当时班上只有3个黑人学生，除了曼德拉和一位名叫杜马·诺克维的以外，还有博茨瓦纳的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当时卡马刚从黑尔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了几个月后，就到英国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