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 第66部分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老来艳福不浅的杨氏去世。作为武家的法定继承人，武敏之该为杨氏守孝。然而，守孝期间，武敏之依然我行我素，穿着日常的衣物，在府内供养大量的歌姬舞女，夜夜笙歌，纵情作乐。

武后是个孝女。她下令从宫中拨出不少顶级衣料和财物，让武敏之为杨氏打造佛像，做法事超度。对此武敏之是当面应承，头一转就把这些赏赐全部折现用于消费。

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武后最疼爱的小女儿太平公主曾带侍女前往外祖母杨氏家中玩耍，俨然半个主人的武敏之也没有放过她们。

对于此事，《旧唐书》的记载是：“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这条记载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句读，更直接一点说，是标点。

前面还好断：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

最后也好断……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奸污事发……

关键在中间。

如果说逗号在“宫人侍行”的后面，可以理解为太平公主的侍女们被武敏之逼奸；

可如果将“宫人侍行”的后面换做句号，问题可就严重多了，因为主语就变成了“太平公主”，也就是说，武敏之的下手目标是太平公主！而那时的太平公主，不过仅仅五六岁！

《新唐书》的记载比较明确：“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由此可见，武敏之糟蹋的是“宫人从者”，而且是“悉逼乱之”，也就是说侍女们无一例外都被武敏之享用过了。

司马光老先生在《资治通鉴》里则压根不提这事儿。不知是否担心相关描写会让皇帝产生不良想法……

结合后来的事情看，太平公主应该没有遭到武敏之的毒手，否则以武后的脾气恐怕早就亲口把武敏之的肉给一块块撕咬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武后的耐心已经濒临临界点，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全面爆发。而武敏之也继续不负她望，很快便干净利落地引爆了那根致命的引信。

太子李弘大婚了，太子妃裴氏美貌端庄，很讨李弘的欢心，一对新人正甜蜜地享受着新婚的喜悦。

可是在宫内的某处，李弘的父亲正憋着一肚子的怨气，而李弘的母亲，更是双拳紧握，怒发冲冠。

只因为太子妃裴氏并不是最初所指定的那位！

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正值豆蔻，家族出身都很不错，且知书达理，品貌双全，不少名门望族都曾上门提过亲。

但后来却再没有人上门提亲了，因为知道杨小姐有了一位身份尊贵的未婚夫——太子李弘！

对杨家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且不说太子日后就是皇帝，光凭为人宽厚和才识过人这两条，就已经是个理想的佳婿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家人天天都是乐得合不拢嘴。

武敏之也得知了此事，英俊性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这个猎物，够分量！

于是乎，武敏之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终于得手。

正史都称武敏之是用逼迫或暴力奸淫了杨小姐，然而我觉得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杨小姐是未来的太子妃，只有太子动得，这是世人都知道的理儿。武敏之虽然骄纵，但也只是帅哥一枚，没听说过身怀绝世武功，更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闯入杨家，再径直闯进杨小姐的闺房使用暴力吧？

如果说武敏之是用“你不让我见她就让你明天丢官杀头”之类的话来威胁杨思俭的话，恐怕也很难有什么效果。就算武敏之是皇后的亲戚，能够通过皇后来决定杨思俭的富贵生死，那么把太子妃拱手让人也是板上钉钉的死罪，满门抄斩的可能性极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杨思俭敢冒这个险吗？更何况，作为父亲，有几个人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人糟蹋？

所以，我认为武敏之是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先是接近，进而诱骗了涉世未深的杨小姐。情话绵绵＋男色诱惑，可怜杨小姐就这么上了道儿。

不管过程如何，总之武敏之是成功地抢在了李弘之前成为了杨小姐的第一个男人。

对于这种大事，杨思俭没有多余的脑袋来承担后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报告给未来的亲家。

“噩耗”终于让武后全面爆发了。不过火归火，章法却没有乱，当务之急是赶快更换太子妃人选，接着才是找小畜生算账。

于是才有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武敏之不是傻子，他完全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也知道皇后姨妈翻脸和吃饭一样频繁。但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虽然一表人才，虽然身份高贵，虽然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的女人，但自从母亲和妹妹死后，他再也没有感觉幸福过。

和外祖母的苟且之事或许是双方都有意向，而太平公主的侍女们和险些成为太子妃的杨小姐，甚至那位年纪尚幼却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的太平公主则是武敏之报复行动的牺牲品。你武后不是最宠爱太平公主么？你不是为太子挑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媳妇么？你不是觉得我不错，想让我这个本姓贺兰的人来继承你爹的香火么？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亲妹妹被你毒死的人将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

我要让你关注和疼爱的人一个个在我面前痛苦地倒下，让她们代替我把切肤之痛一点一点地传递给你，让她们在你那还来不及愈合的伤口处再大把大把地撒上盐巴，这不比一刀杀了你还要痛快么！

当然，我最后很可能会死，但那又怎样？自打我那可爱又无辜的妹妹惨死，而你这个真正的凶手却可以快活地逍遥法外后，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活着的唯一目的，便是败坏你武家的名声，不断击打你铁铸的灵魂。在尽我所能地羞辱你后，我便可以平静地离开这个污浊的人世。

在给李治的奏章中，武后列举了武敏之的以下罪状：

一、与外祖母荣国夫人乱伦。

二、贪污皇后拨付的锦帛。

三、逼迫强奸了太子原未婚妻杨小姐。

四、外祖母死后不但不守孝，反而酒色不断，严重有伤风化。

五、调戏太平公主并奸污其侍女。

在罗列了上述罪行后，武后向丈夫表示，此人不配做武家的后人，也不宜再留在京城。

自准太子妃事件发生后，李治已是恨得牙痒，但忌于武敏之的身份又不能“擅自”处理。这时的李治，由于长期的习惯，已经对武后从宠爱、信任演变成了逆来顺受，缺乏主见。

既然老婆发话了，那么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咸亨二年六月，李治下诏，勒令武敏之恢复贺兰姓，同时将他放逐至雷州（广东省雷州市）。途径韶州（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当地官员用马缰绳勒死（另一说是自裁），就此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据其后出土的墓志铭文记载，贺兰敏之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客观地说，贺兰敏之的死确实给武后带来了相当的冲击。无论她有多强势，亲信之人的背叛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贺兰敏之后，她已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按照唐朝的制度，大臣和后妃们给皇帝的奏章是不是要公开，但归档、保管是一定的，武后敢于在奏章中揭露如此多的丑事，可见她不怕被人知道，也不难看出她的愤怒。

或许有人会怀疑罪状中有诬陷的成分，可武后犯不着往死去的老娘身上泼脏水吧！拉自己的老妈、女儿和未来儿媳妇一起下水，就为了诬陷一个外人？若是如此，这笔买卖也亏大发了！

第十章　天皇天后

贺兰敏之已是过去，对于武后来说，把握现在才是关键。不客气地说，自打武后垂帘听政，这政务大事都必须有她的点头才能最终敲定。与此同时，李治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不得不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武后处理。

看过《高宗本纪》或是《资治通鉴》的细心朋友不难发现，自打泰山封禅之后，李治便开始不断巡幸外地，最初是数月一次，后来竟几乎发展到一月一次。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李治喜好游山玩水，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天也一定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舒服。

李治的每一次出巡，作为正妻的武后都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留下太子李弘监国，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政治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虽然武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但整个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仍然是病榻上的李治。所有的人，包括武后的权力都得借助于他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便是谋逆，便是造反。

在李治看来，身边的宫女、太监，包括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是工具。唯有武后，才是病痛中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他带来温暖。对于武后，他一直心存感激。

留守太子李弘，颇有乃父当年的风采——宽宏厚道，礼贤下士，满口圣贤之言。平日里李弘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若是有些不那么合乎礼数的行为，只要别人说一句“子曾经曰过……”，他就立刻敛容答谢，改过自新。

可以说，李弘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有问题。

一则是他十分喜好读书，很崇拜教导他的老师和其他饱学之士，认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所以监国时他就常常把大权交给这些大员，自己则深入一线考察调研，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是好事，但作为领导者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不妥，毕竟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领导者应该多方听取汇报，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就算李弘不吃饭不睡觉，每天走访十户百姓，相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则李弘继承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光荣传统。不仅无力缚鸡，还像他父亲一样时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在他年轻，不至于一生病就动弹不得，但比起爷爷李世民来就差很多了。

对于儿子的做法，武后是有想法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早已把天下看作是丈夫和自己两个人的。李弘作为未来的皇帝，怎能整天只关心张家收了多少谷子，李家的母猪又下了几头小猪之类的芝麻小事，而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给外人呢？

同时李弘的身体也让她十分担心，照顾李治已占用了她大部分的精力，而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以后可怎么得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做了许多份内和份外的事儿。以她的性格，很难说脑海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换做我当皇帝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这些年里，她在处理政务时已开始显露出要大权独揽的意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又改年号了），李治下诏，对祖宗（上至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李渊的高祖父，下至老爸李世民）及其正妻全部换上了新尊号。这本无可厚非，反正人都死了，给俩头衔也没啥。

但末了拖着的一句倒很是耐人寻味：为避免日后使用“先帝”一词时指代不明，当今皇上两口子将使用专门的称谓：“天皇”、“天后”。

这个理由实在无聊。“先帝”绝不止一个，也没见哪个皇帝因为担心被搞混而非要专门再起个称谓的。

再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事实上“天皇”还不如“皇帝”。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天皇”，他和同为传说中人物的“地皇”、“泰皇”并称“三皇”。

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过三皇，勋超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够体现自己的牛X，就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意思是“皇”和“帝”要合起来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这才诞生了秦始皇帝。

李治倒好，逆流而动，主动退回到“天皇”。大臣们不少都心中有数，可看到皇帝夫妇，尤其是皇后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唉，有些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上元元年，武后上疏，提出了政治建议共计十二条，全部被李治所采纳。其中有两条建议尤为值得关注：

1。中国人讲究孝道，父亲去世儿子要服丧三年。建议修改为：母亲去世，即使父亲健在，做儿子的也同样要为母亲服丧三年。

2。京官工作辛苦，工资却多年没涨。建议提高所有八品以上在京官员的薪资待遇，具体加薪的幅度由财政和人事部门协商后报批实行。

前者的推广较为顺利，因为父母的养育之恩本就难分高下，尽孝也不该有所区别。武后这样做便是要借用法律的形式把服孝制度化，凭借国家强制力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样也抬高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后者的施行就更加顺利了。给公务员加薪，可是让官员们皆大欢喜的事儿。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谁给咱们大伙谋的福利啊？不是皇帝，是皇后！啊，看来皇后对大伙还是不错的。于是，就这一下子，许多人都记住了皇后的好。

不管武后是有心还是无意，仅这两项措施便为自己笼络了人心，捞足了政治资本。

此外，武后还积极效仿前夫李世民，面向社会各阶层海选人才，组织编写了《列女传》、《臣轨》等书籍多达一千卷以上。在当时，这批武氏门下的文人们便被统称为“北门学士”。

当然，招纳他们可不仅仅是为了探讨文学或著书立说，在国家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中也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正悄无声息地对宰相们实施着代位权。

对此，不少大臣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有所觉察，并迅速做出了回应。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李治头痛病发，因担心太子还不能堪当重任，有意让武后代为摄政。

这下宰相们不干了。中书侍郎郝处俊和李义琰提出：“皇帝治理国家，皇后治理后宫，此乃自然之理。陛下如果龙体有恙，为何不把天下传给子孙，却要传给皇后？”

尽管李治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却无意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长期的男弱女强的夫妻生活中，皇帝的威严与唯我独尊在武后面前已荡然无存。此时的李治已经被潜移默化成了一个缺乏主见的人，每当遇到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武后。而作为夫妻间较为强势的一方，武后也已经习惯了对丈夫的吩咐与要求，而不是传统的夫唱妇随。久而久之，武后对权力的攫取欲和使用欲也越来越强。

同年，武后盯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周王妃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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