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到晚上，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
第二天，我们出发到Neguev沙漠进行拉练。神奇水壶“增加的那一点点重量”显得分量不轻。而且，安东老是打开喝水，进了空气，时间一长，变得和任何一个水壶里的水一样热，眼看着水在减少而热气在增加。在他做那个了不起的试验时，当时水壶无疑是关得紧紧的。出发三个小时之后，当安东把水壶举到嘴边，他又迅速挪开了，露出恶心的痛苦表情。
“水质不行了，”他抱怨说：“我不知道这壶出了什么问题……肯定是碰了一下，把防护层损坏了。”
恼怒之下，他准备把里面的水倒到地上。我们冲上去拦住他。冲得最快的那个同伴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水壶。
“你有病啊！如果你不想要这些水了，给我。”
“你想要就拿着吧，都臭了！已经变热了。”安东轻蔑地回答。
“对我来说，只要是液体，那就是好的。”同伴嘀咕着，一边把水往他自己的水壶里倒。
同伴还有不少水，我们都是，所以加上一点就满了。他把余下的递给我们，大家按照从新到老的顺序，很宝贝地分了——兵龄越长的，越是训练有素，比新手更容易储水。我们把“重量极轻”的空壶还给安东，他把壶翻来倒去，想找到“将防护层碰坏了的撞击”痕迹。
这些美国人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传统习俗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在他们打听即将到来的犹太新年的时候，其中一个表达了思乡之情。他问我一个同伴：“被‘剥夺了’过圣诞的权利一定很难过吧？”
我的同伴回答说：“不知道，我从来不过圣诞。如果你是问我，不过斋月是否很难的话……你觉得呢？”他问我，想找个帮手。
“我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每年斋月的时候我都在国内。每次都要增重好几公斤！”
“你真会开玩笑，”安东开腔了，同时在他同伴的背上拍了一下，示意他必须大笑，因为他自己早就迫不及待地笑开了。
“怎么是玩笑呢？”我们惊愕地问。
“斋月是禁食的，你怎么可能长胖呢！”安东说，还是对着他的同伴，不过笑得没那么放肆了。
“又是一个对东方禁食习俗1完全无知的人……”我的同伴小声嘀咕着。
傍晚，训练房里其热无比。孤零零的一个吊扇送来一点风。平时多夫都会关掉它，怕造成和实际环境的差异。这回我们走运了，他决定让它转去。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受不了，不断抱怨和抗议。
“我还以为以色列到处都有空调呢！”安东很不高兴。
我们没必要搭腔。一来是他说话的腔调让我们很不以为然，再则我们有严厉的纪律约束：只要到了这里，大家都闷头苦练不准说话。我们全心全意地做着精神准备，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以活动关节，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安东把这态度看成是瞧不起人，被激怒了，他气冲冲地抓住我们一个同伴的袖子：“我问你们呢！你们至少也该回句话吧！”
“想凉快吗？那就保持冷静。”同伴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走开了。
多夫开始训练。按照老习惯，每当有访客，他的训练量就会加大。我们了解他，对此早有心里准备。或许我们该事先给这些美国人通报一声。出于良好的愿望，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结果在头十五分钟上就筋疲力尽了。
安东红扑扑的脸已经灰白一片，问我：“这得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我小声告诉他：“两个半小时。”
“什么？”他大叫一声。“还有别的吧？我们不可能两个半小时就一直这么练下去吧？”
“不，正是如此。这会儿嘛，还只是热身而已。”
“你骗人吧？开玩笑？这是什么鬼的训练？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干这种苦力的，”而是“到阿拉伯人的地盘上去工作！”
我点点头，开始解释给他听：“你知道，执行任务是非常艰难的，具备好的忍耐力比较重要，在那些地方……”
可是安东打断我，质问多夫去了，后者假装没看见他。这还不足以让这个美国人放弃：“嗨！多夫！”他大声喊，整房的人都听见了。
我们中间响起一些耳语声，表明了大家的不安。这家伙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教官的名字？这不单轻率，还很危险：他很可能会激怒他的。多夫转过身来看着安东，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就像准备咬人的獒狗。
安东还在嚷：“多夫，你告诉我，这样的训练真的要持续两个小时吗？你知道的，我们今天已经做过一次拉练了。”
“是吗？拉练？”多夫反问，礼貌得有点过分，还是那副怪怪的样子。“您没有看过训练计划吗？确切地说，是两个小时零三十分……”
安东还不作罢：“问题是，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会耗尽力气的。”
我们中间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多夫笑得更欢，牙齿毕露，我们都不认识他了。我碰上一个同伴担心的目光。我明白。我过去抓住安东的肩膀，把他拖回原位。
“可是……”他声音宏亮地表示不同意，“我在说话呢，和……”
“不和谁。现在要做的，是在连累道我们大家之前先闭上你的嘴。”我咬牙切齿地，小声威胁他。
安东这才发现这些冒着火的责备的目光，多夫的古怪表情。后面这位重新开始训练，不再多看他一眼。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干什么蠢事了吗？”他问我，稍稍有点不安。
我去找安东，准备带他去食堂，那儿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客人在我们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看到他躺在床上，已经睡熟了。陪我去的同伴把我拉到后面，悄声问我：“坦白地说，如果你是阿拉伯突击队员，会放过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吗？”
我打量了一下他这保养得很好、无比健康、营养过剩的身子，肌肉很不均匀，臂肌和胸肌高高隆起而背部和大腿却平平如也，没有任何耐力，脆弱显而易见。
“不，当然不会。”
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和部队一起出发去那边占领区，指挥官叫我去一趟。我走进办公室，他把窗帘放下，瞥了我一眼：“他们自己出发了吗？”他笑眯眯地问我，对我这可是很少见的。
“没有，他们在等我。”
“哦！”指挥官哼了一声，有点不快。“等着，我去安排一下。”
他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在和秘书交待：“去和部队说一声，今天不要等队长，自己先去，我有工作要和她谈。”他回来的时候面色好看了许多。
“你有比带队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对着我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在证明出发的命令已经令行禁止。
我表示了感谢，然后看了一整天报告，为下次任务做准备。到晚上了，我部队的人争先恐后地回来了，冲到我的办公室里，一片抱怨声。我试图安抚每一个人。真是一场速度比赛。
其中一个抢先说：“我陪的那个，和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阿拉伯人打招呼，‘你好鲍比’！他说人们会对自己取了名字的人不那么害怕。如果说这表示他对每一个过身的阿拉伯人都心存恐惧的话，那就见鬼去吧伙计！”
“至少你不能责备他对危险没有警惕性吧。”我想让他平静下来。
“他拒绝喝茶，要求喝啤酒，下午的时候他又把水给扔了，因为有异味。”另一个开始汇报了。
“等他觉得渴，就不会这样任性了。”
“我陪的那个想扮成阿拉伯人，可他白得像个丹麦人：太阳一照就跟大红虾似的！帮他找到一盒化妆膏还差不多。有他在我旁边，人人都把我当成游客：我一辈子都没丢过这种脸。”
“挺好嘛！这样一来，你伪装得很逼真，没人会识破你。”
“安东把他那块有测时－日历－罗盘－卫星定位功能的007表给弄丢了。他坚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你说这严不严重？他不听劝告，把我甩了，自己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有意思。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改装表’送给安东，让他明天再去雷马拉走一趟？”
“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