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至少可以警告一下那些告密的人，他们玩的是危险游戏。
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热情接待了我。他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那两个最小的孩子还是我看着生下来的。
“你来了！”她喊起来，“阿拉是仁……”
“仁慈，对，对……你好吗，达米拉？有什么消息吗？”
“他们把他抓走了，你得帮帮我们。”
“我知道，可现在怎么样了？你能去探他吗？”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如果我做的到，达米拉。你知道，如果阿拉要我做些什么，我会的。”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啊？他们会杀了他的。他们说他是叛徒，他们要杀了他的。”
“你确定吗？”
“是的，他们要杀了他的。”
“可是，我帮不了他。”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孩子们，去跟她说，要她一定帮帮我们！”
约瑟夫，就是最小的那个，才五岁。他抱着我的腿不放。孩子是我的软肋。战争我喜欢，但不是和孩子。我所想像的是大人的战争，好人一边，坏人一边。如果对面站了一半坏人，四分之三的好人，还有蹒跚的孩子，这不是我能接受的游戏规则。
我的目标很明确：那个本该小心行事的倒霉家伙就随他去吧。我不想管他。我只想找到那个告密的表兄，然后把他干掉。再说，如果我不采取一点行动，他们会丧气，会失去对我的敬畏，甚至可能出卖我。孩子们粘在我身边，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他们一夜都在和瞌睡作斗争，为的就是不要错过我第二天一早动身。他们还是没抗得住，我一大清早爬起来，只叫醒了那个十七岁的老大。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他必须参加这次惩罚行动，而且既然生在这个混乱的世道，他有必要了解一切该怎么进行。我找到那个表兄，做了该做的事情。他跟着我。他很害怕，根本没了为父亲报仇的心思。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慰他，为的是不让其他人看到他这副样子。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家中，在翘首以待的家人和邻居面前，他趾高气扬起来，俨然一副他自己指挥了这次行动的样子。
我看他表演了一番，然后悄悄站起身准备离开。我感觉有只手拉住了我的衣角。约瑟夫，又是他！
“你怎么了？去听你哥哥讲故事吧，我走了。去，到那边去！”
和他那些只对报仇行动中的血腥细节感兴趣的哥哥们不同，这个小家伙爱他的父亲。他要我帮忙救他父亲。我沉下脸来。孩子仍然在恳求，耐心的，小心翼翼的。我把脸板起来，冷若冰霜。他不放弃。我装作要去和他母亲说话，从后门溜了出去，上车，发动。我怎么可能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就去闯军营呢？就算我做到了，他们以后又能怎么办？这一大家子又能去哪里？
从后视镜里，我看见约瑟夫跟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跑。我踩下油门。
走出三公里，车胎爆了。在这种满地碎石的路上，常发生这种事。我着手换胎。千斤顶的把手断了，我耽搁了不少时间。他们怎么回事，总是这些破工具？我等于没了手柄，又气又累。我在地上躺了足有五分钟。老习惯，我干脆睡了一觉。这些天超负荷运转，一刻不停，睡一觉感觉会好点。这里没人路过，没什么危险。突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弄醒了，很轻很轻，就像是有小动物溜到了车子那边。我睁开眼睛，跳了起来，只见在离我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有张脸红扑扑的，充满了高兴、希望和激动……约瑟夫。
“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只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小人儿，正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呢。‘对不起’……”1“爸爸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你总会在的。”
梦醒了。醒着呢。
“别说了！我们就去想办法帮他，你那愚蠢的父亲。”
突然间，千斤顶的把手不那么短了。我动作迅速地把胎换好。我们回到村里。我苦思冥想，想找到一个不那么自寻死路的方案。从笨蛋变成傻瓜而已，总之还是疯了。就像多夫说的，荷尔蒙的变化会让女人同情心大增。这话应验了。至少，基本上应验了。
我从他家人和邻居中间挑了几个志愿参加的人。人手倒是不缺。所有的人都跃跃欲试，总之是害怕被人说成“背叛”了父亲或者邻居啊，朋友啊什么的。我就这样找到了一队帮手。他老婆在探监的时候“看到”过关人的地方，我费了老劲——为了让她情绪平静下来，给了她两巴掌——才让她详细描述出那里的具体情况。我给每个人布置好任务，环环相扣。我又威胁了老半天，那个老大总算去当局那里告发了我。顺顺当当地，我被抓住，由两个士兵押到牢房。整个晚上，既没有长官提审，也没有飞电传书：上报要等到第二天。
我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两个沉睡的士兵给解决了，找那个傻父亲也没费周折。我们穿上那两个士兵的衣服，向最近的出口走过去。当班卫兵还是问了一句，这么晚了去哪里。我希望联络员能用他那沉沉的声音回答一句。哦老天，他慌了，拔腿就往外跑。卫兵端起了枪。我一把将他击倒，也开始跑。凭着那把冲锋枪，我们用火力掩护着各就各位的同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顺利。我们趴在隐蔽处，向追过来的士兵还击，将他们堵在远处。
这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应该是呆在卡车里不动的。没这种好事。约瑟夫，那个小王子，一看到他的父亲就猛冲了过来。我扑上去截住他，直接把他往前面抛出去好几米远。回身趴下的时候，我肩膀中了一弹。正如所料，孩子见我摔倒，大叫一声向我跑过来，一下跪倒在我旁边，他被两颗子弹打中了，一颗打在腹部，另一颗在头部。他倒在我的怀里。我感觉到他的小手蜷紧，头垂在我肩上，血和我的流在一起。我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嘎然而止。我像是就此过了一个两个世纪。不用说，我从此将受不了再谈论和他有关的话题；不用说，当某些晚上回忆重来，朋友就会听到我喋喋不休，大讲白痴笑话。
一个感情丰富的小人儿，那么聪明，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勇敢，心里有那么多的爱。真的，他是这残忍世界里的一个异数。他这样的人儿，怎么可能存活于这样一片土地？我们不得不毁灭一些东西。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失去了同情心。或者说，我们假装失去。总之，大家都只能如此。
说说我的伤……执行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到目前为止我还算幸运，腿上中过一枪，但只打中了肌肉：痛则痛，没有大碍；另一枪擦破左臂，表皮伤而已；还有一枪险些打中我的头，但“不过是”受了极大的震荡，除了昏睡几天、神经受损和头痛之外，没有其他后遗症。
这一次，子弹打进了左肩。血肉模糊，肩骨碎成十几片，弹片也在里面炸开了。
难道我不能像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吗，被打中，爬起来，继续往前冲？从未受过这么猛烈地撞击，左手的枪飞了出去，我人则飞向相反的方向。刚开始，肩上像是有千斤重担。紧接着，全身痛彻心肺，心就像蹦了出来，每吸一口气，肺就跟炸开了似的，满嘴血腥味儿。头昏，然后是眼花，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觉得自己是在向一片红雾里跑，越来越浓，旋转，旋转，旋转……
我说不出是生还是死。痛到极限的时候，我反而掉到了一片无痛之地，没有时间，没有尽头，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内疚。永恒，迷人。就让我慢慢走到这片天堂里去吧。世界因此而显得那么飘浮，虚假，那么让人厌倦。所有的忍受都毫无意义。多好啊，永远地解脱。
联络员赶到身边，把我扔上卡车。我还感觉到，他把儿子的尸体扔到了我身上。我们一直开，直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村子才停下来。他们找来医生。神智不清之中，我听到他们要我放松，要给我动手术。光是取那颗子弹和四散的碎骨，手术就持续了八个小时。他们没办法继续了，因为我失血太多。该死的弹片就随他们去吧，医生把伤口缝合，全力止血。整个手术只用了一点土法配制的麻醉药。他们用樟脑和薄荷调制的药膏为我退烧，每隔一个小时给我灌一碗药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是用来恢复体力，这药水极其反胃，我喝两碗吐一碗。治我的法子有多少，我受的罪就有多少。没有西药，没有抗生素，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找不着。完全靠自行恢复。我不知道他们在茶水里放了什么，反正见效了。
高烧昏迷了好几天，当我终于醒过来的时候，我坚信自己已经下了地狱。没办法呼吸，说不出话，每动一下都翻江倒海地痛。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人，这些勇敢的人，一再安慰我，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会把我从这儿送出去的。我想对他们说：老天，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吧！
稍好一点，我们就上路，一站接一站。路况极差，我痛得彻心彻肺，每次清醒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好不容易，到边界了，回家了。瞬息之间，另一种语言在我耳边响开了，声音那么的热情洋溢，还有现代文明，空调，无处不在的喧嚣，氧气，输液，医院，以及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以色列大夫，他们替代了苍蝇的位置，在我眼前飞舞。上百种的检查又来了。
我又变得自弃。一个同伴过来陪我，守在身边不断鼓励。他握着我的胳膊，就在约瑟夫曾经握过的地方。这只手带来的感觉，令我陷入了无边的苦痛。一如通向地狱的路就在眼前铺开……我只有一个念头：从这个充满苦痛的地球上消失，永远。
接下来所经历的，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我回复了常态。
从情报效果来讲，这次任务非常成功。系统运行出色。我因而得以消停了一段时间。我甚至受到一些大人物的接见，听了无数的表扬，以及对于未来的所谓许诺。对于眼前一切，我找不到特别喜悦的感觉。
这次任务给我本来就不太正常的神经系统带来了新创。我察觉到，我的自控能力已经一落千丈。我正滑向危险之中。
第十二章 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2000年11月：暴力冲突再起。
2000年12月9日：巴拉克宣布辞职。
我利用在以色列休养的几个星期，重新安置了一下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我的长期在外，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一般来说，男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形：他不知道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去哪里，又干了什么，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何况我一直不想让我的那位太清楚我的动向。这自然是出于工作保密原则，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平衡两人的关系：我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常”心态。这很难做到。每次回来，不是大病一场，就是遍体鳞伤，这很难瞒得过去。男人更喜欢女人单纯，健康，永远等着他。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我向往和谐平静的生活，这也许是充满暴力的职业生涯使然。我爱家的温馨。每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做的总是一成不变的几件事：沐浴，换上舒适的衣服，美美吃一顿，随便喝点什么酒，听听音乐，在沙发上坐坐或者地毯上也行，满心喜悦而且全身心放松。在难得享福的这么几天，我才发现自己对爱人办公室里的那些故事以及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所知。太糟糕了，我本来该知道这些的。我本来可以让他不离开我，不去娶那个人，那个漂亮的秘书小姐。
要从心理上开始改变。我的表情不再像原来那么生硬。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我有意表现柔弱或者假装天真。和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完全信任，以免流露出一点点怀疑。我识别力很强，我知道谁可以信赖。可为什么要表现出来呢？不管对方是认真的，还是满口谎言，我都礼貌地倾听，嘴角挂着笑意，仿佛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既然这样能让他们高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爱人的离我而去，真正是精神上的打击。我为“工作”牺牲得够多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何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能自拔”。我和“正常人的世界”逐渐格格不入，每次的短暂接触也那么糟糕。我发现，我变得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对任何形式的冲突都感到疲惫。我需要的是安宁。我起得很早，那是因为我背部脊椎的裂缝，躺下超过四个小时就会痛苦不堪；我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景象，开枪的声音，还有整天整天缠着我的惨叫。他们要我回到大千世界，去过那种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只可能活在自己这个世界。
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活在幻觉之中，不会听到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和垂死之人嘶哑的喘息，不会嗅到血腥，闻到那由恐惧、死亡和烂肠子掺在一起的腐臭。从该死的那一天起，没有一次，我不是看到晃悠的沙袋就想起那个年轻人，那个被吊在我两米之外的年轻人。当然，我会自己排遣。当然，这样的幻象停留十来秒钟也就过去了。当然，我会强迫自己保持正常人的样子，而不是每次都精神崩溃泪流满面。可幻象是这么清晰，这么真切，这么完整，这么栩栩如生……
为什么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要他们感同身受我的心境是如此之难：我自闭，沉默，无来由地忧郁，和自己过不去，或者故意说刺人的蠢话？人们怎能对一个受尽酷刑的人要求她有处世的态度，要知道这种酷刑不是一刻钟一小时而是几天几夜？
想到永远留在了地狱里的同伴，我怎能去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我和他们从未稍离。离开，不就意味着背弃吗？我难得的幸福，对我而言如同犯罪。出完任务回来，舒适的生活让我心生负罪。永远地逃离吗？可又能干什么？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只有战争，我对其他一无所知。在以色列，我所做的一切还有它存在的价值，至少我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到了“外面”又将是怎样？而且，要命的是，我又将怎样面对自己对于以色列的责任？
我在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漫无边际地想。百货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烂熟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