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
七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周恩来于七月二十九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八月八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中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1
说实在的，毛泽东能够复总政委之职，全然由于周恩来的力争，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按照组织手续为此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周恩来的职务，最后勉强同意了。
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了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
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后，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冈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入中央苏区时，他却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项英从一到中央苏区开始，他的党内职务便比毛泽东高。他跟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项英此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
在缴获公秉藩部队那个大功率无线电台后，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
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至于顾作霖，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第一个回合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个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八月二十八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2
第二个回合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九月二十五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九月二十六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终于，在第三个回合，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九月二十六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九月二十九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九月三十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十月一日，后方再度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九月二十五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可是，翌日后方来电，便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军情又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后，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十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朱、王九月二十五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塘”。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1
“宁北的小塘”在哪里？“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塘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源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译电员的笔误，把“小源”误为“小塘”《关于宁都会议的几个史实初考》，《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在十个多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那是因为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在这里的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之后至十月十二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升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是上限为十月四日，下限则为十月十日。据小源村曾栋材老人回忆：“那年的八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一种晚稻的名称——引者注）接迟禾新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时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笔者摘自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尚待进一步查证）。
会议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