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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党的领袖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一个特殊、显眼的信号从莫斯科发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支持。
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及其继任者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②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二百八十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还特别强调了季米特洛夫以下的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本来，他处处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压人。如今，他失去了“后台”，再也神气不了了。
毛泽东没有在会上公开开展对王明的批判，因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战。毛泽东只是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提醒中央委员们，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词。王明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何等的不容易！到了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尤为“精彩”。王明操着大舌头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王明以他“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家”的特长，概括了从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
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从中共“一大”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马列主义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王明最后加以总结说：“我的总的意见，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四天之后——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王明在《新中华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虽说是言不由衷，但王明毕竟还是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
《学习毛泽东》这样的文章，竟出自毛泽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仍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此后张闻天便逐渐交权，把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往毛泽东住处。一九三九年初，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分管宣传、教育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于是他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去进行农村调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离开了延安，在农村蹲点调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张闻天接到通知，赶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从而结束了张闻天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务。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尽管此前毛泽东早已是中共最高领袖，但名义上的“负总责”仍是张闻天。从遵义会议起，至此时，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达八年之久。过去中共党史几乎不提这一史实，总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话虽不错，但是也就用这句话遮盖了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的史实。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蒙尘，也就抹去了他的历史贡献。难怪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着手编辑张闻天选集时，在所写的批示中说道：“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正实。”《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汇编本，第二百五十一页。
王震在这里还只是说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实际是“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决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设“主席”——在此之前，称“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回设“主席”，据云是因为人们对毛泽东已叫惯了“毛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决定》中指出，“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表明刘少奇此时在党内地位大为提高，因为他同时又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中的一个。从此，张闻天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只是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不久，张闻天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张闻天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作了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写下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有一段写及自己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客观背景，写得那么富有自知之明，那样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如此坦诚，如此冷静，张闻天自以为是“被抬出来”的，也就主动地从“负总责”的地位上退了下来。张闻天写好整风笔记后，即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罢，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程中原：《张闻天论稿》，第三十九页，河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由于共产国际所属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均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
出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更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的原因，这时毛泽东已坚实地奠定领袖地位并已正式担任中共主席，再过些日子便是毛泽东五十大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是，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本职工作的考虑，凯丰正在他的窑洞里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手稿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在扎西，当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凯丰当众宣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不过，凯丰的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据他自云，“顶牛顶了两个月，就转过弯来了”！他在《何克全（凯丰）自传》中，曾这么写及：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二个月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派凯丰到九军团工作。不久，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凯丰的一篇文章，曾使张国焘大为光火。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及：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应为副部长——引者注）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在批判张国焘时，凯丰也是打头阵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完成近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他在延安作长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