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第2部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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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共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毛主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毛主席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高潮。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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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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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开始，还是让他交待那几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刚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新情况。全业兴说：我让你再讲一遍。白刚又详细交待了一遍。他认为大家又会喊起来说他不老实。可是意外的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显然这是事先开了会，有了新的斗争策略。

沉寂了片刻，全业兴才面带讥讽地说：“和以前交待的一个字不差，看起来你都背熟了，还是你那个老师谈的。你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他说的，那就没错了。你和这位老师关系怎么样？”

白刚想不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证明，但他还是要讲真话：“我们关系很好！”

全业兴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他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在大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一边走动一边把他那得意的笑容向大家显示：大家等着看好戏吧！一会儿就让这个顽固分子“入瓮”。然后又微笑着凑到白刚眼前和和气气地说：“你这位老师不会害你吧？”

白刚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越来越觉得这提问是有来头的，要把他引到一个什么圈套里。可是他觉得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故意害他？那不可能，所以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会。”

“他不会说瞎话吧？”全业兴又轻轻说了一句。虽然白刚越来越觉得问题的蹊跷，在运动中什么反常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也只能照直回答了：“不会。”

全业兴沉默了一会儿，会场也鸦雀无声。斗争会上出现这种场面，是十分少有的。然后全业兴来到白刚面前，歪着头，戏谑地微笑着，对着白刚的眼睛轻轻地说：“你还坚持那几句话是你老师说的？”

“是他说的。”是祸是福，白刚也只能这么说了。

全业兴举着一只手，对白刚指指点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十分庄严地说：“好啊！你还嘴硬，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又对大家说：“这些天我们一直就追查他那典型的胡风思想的来源，他一直坚持是作协领导成员、他老师说的。他以为拉一个名人做挡箭牌就可以把我们吓唬住，他以为他的老师会掩护他，他错了。我们已经外调回来，正是他的老师说他是胡说。同志们！听清啊，说他是胡说。”突然全业兴抡起一只胳膊在空中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吗？好！给他看看，看看他的老师说的什么！”

温原走过来，拿出了一个三指宽一巴掌长的小纸条，在手里举着，让白刚看。白刚很奇怪，全国作家协会，能缺张纸吗？他出于什么心情，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小纸条？涉及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证明，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分析事情的性质，这样的小纸条可能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真的吗？可是他看了看，字迹非常熟悉，是他老师写的。他怀着惶惑心情仔细看了条子上的那两行小字：

“说我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作协党组可以证明。”下面是签名，作协党组印章。

这一看白刚心里有底了，那三指宽小纸条是对他们这种愚蠢的怀疑、调查的蔑视。而且这证明充满了智慧，根本不讲那话是不是他说的，只是针对那句话的定性。如果白刚违心承认那话是胡风思想，他将自作自受，那就是他胡说；如果白刚没承认那是胡风思想，那么说那话是胡风思想的人，就是胡说。

全业兴又凑到白刚的面前来，带着狡黠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这证明材料可是真的？”

“真的！”白刚果断地说。

“你老师材料中说的对吗？”全业兴说完转过身去面对大家胜利地笑了笑，表示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对！”白刚说。

全业兴以为白刚还会狡辩，没想到他这么狡猾的人会这么快说他老师说的对，这不是他自己要打自己嘴巴吗？所以格外高兴，兴奋地喊叫起来：“那么你承认自己是胡说啦？”

“不！”白刚也大声喊叫起来：“他说谁说他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我向来没说他宣传胡风思想，他是说谁说那些话是胡风思想他就是胡说。”

“好哇！倒公开为胡风思想辩护起来了。你这是公开抗拒运动。”全业兴怒不可遏。他以为拿出这王牌证据，一定会打得对方服帖在地，谁知这“请君入瓮”的锦囊妙计，被白刚轻轻一反驳，瞬间这“胡说”便转到了自己身上，成了人们的笑柄。

全业兴羞恼成怒，从此白刚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半年多以后，有问题的一些人都“解放”了，白刚还被关押着。但运动总会有个终结，经省委宣传部审查以后，认为白刚笔记本上那几句话构不成政治问题，更不能作为现行反革命的依据，终于没能把他定为反革命。领导虽然很不甘心，但仍不得不给他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没有按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在什么范围内纠正，而是全业兴一个人告诉白刚暂时回处室工作，结论也一直没有公布。经过这一次的较量，白刚觉得不管领导怎么不想纠正错误，也拗不过党的政策，真理必将胜利。这一点在他思想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正是这一次的经验对白刚产生了误导，使他以后屡屡产生判断错误，带来一系列的“想不到”，从而陷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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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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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颠簸簸的大车，在荒凉的乡村土道上行走了整整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了，仍然看不到目的地在哪里。白刚被押送着向死亡之谷走去，可是他却比任何人都心急，想早点到达那个他一无所知的目的地，老问车夫还有多远。车夫早就回答说：“快了，快了。”再问，还是这话。起初白刚以为车夫是在骗他，往好里说是在安慰他。后来才发觉，车夫确实不知道准确的到达时间。从县城出发时，每经过一个村庄，他还说说这村叫什么名字，走出了多少里。后来离县城三十多里时，经过一个小桥，进入一个较大的村庄。在这里车夫说：“咱们吃点东西吧，也喂喂牲口。现在这里没事了，以前人们经过这里，就像到了鬼门关，都是胆战心惊的。”白刚说：“为什么？”车夫说：“土匪多呀！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没什么人家了。人们都知道：杨家铺，洼里桥，雁过也拔毛。男人不在家，女人也不饶。也有人说是大人不在家，孩子也不饶。”说得人毛骨悚然。

过了这村，真是便不见村庄了。极目远望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建筑物，也不见树木。地上光秃秃的，连根草也很难见到。走了多半天了，仍然是这种荒凉景象。给人一种无情的压抑。天黑以后，黑蒙蒙中觉得走到哪里全是一模一样，连方向也难辨认了。车夫也感到迷惑了，不时下车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岔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不断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到了哪儿啦？”为他这种惶惑的情绪所感染，车上的几个人，不管是押送的还是被押送的，心情也都有些沉重。连车夫也不知道到了哪儿，还能再问吗？人们都沉默了。

沉默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对于白刚来说，则不仅仅是压力，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他原以为是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农村进行改造，所以没有害怕。他知道现在农村还很苦，物质条件很差，不过再苦也苦不过战争年代。他还愿意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生活虽苦一些，但相处愉快，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可是现在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早就听说这个县份是历史上有名的充军发配罪犯的地方，他以为那早已成为历史，怎么现在还是这样荒无人烟？看来他又错了。什么可以接近群众，可以创作，这只是幻想。天哪！这是去一个什么地方？

终于在漆黑的夜里，远远的天边，在高空中出现了一片微弱的红光。车夫突然用鞭子朝那里一指，高兴地说：“快到了，那不是？那里就是要去的地方。”于是几个人精神为之一振，把目光集中在那一点亮光上，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亮。由一片红光，渐渐的变成了耀眼的白光。哈，真的到了。在白光的映照下，已经可以看见一个黑黝黝的村庄。白刚这时也从烦闷迷惑中抖起了精神，立即坐起了身子，对着这片白光，心中高兴起来，不仅终于到了，而且这里还有电，在黑夜里还能有这么一片光明，这在黑黝黝的农村之夜是很独特的。在灯光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许多房屋了，啊！那不是村庄，一排排的房子非常整齐，还有高大的建筑物，里面发出耀眼的白光。车夫说那里是“供应站”，就是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