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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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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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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