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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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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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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