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偶然发现的桃花妙用，进而丰富、充实对桃花这一实体的认识。结合张
仲景的治狂方药的分析，使对桃花的使用认识更加深刻。
李时珍发明甘蔗的妙用，也是有悟于生动出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李时
珍从一部《野史》中看到的。说古时有卢绛中其人，“病痁疾”。“忽梦白
衣妇人云：食蔗可愈。及旦，买蔗数挺食之，翌日疾愈。”李时珍根据这一
情节，从药物学上加以研究，断定：“蔗，脾之果也。其浆甘寒，能泻火热。”
梦中白衣妇人居然言而有中治好了“痁疾”，“此亦助脾和中之验”。（《甘
蔗·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89 页）李时珍没有被这个故事的神秘外衣所
迷惑，也没有因其荒诞而一笑了之，忽视其合理内容。他用自己的药物学知
识和医疗实践经验，对其包含的合理内容予以科学解释，达到“以用证体”
的目的。
名实问题同体用问题，在本草学中是密切相关的，名实既乖，体用必虚。
李时珍十分注意这种情况。例如唐初甄权修《药性本草》认为鹿角白胶就是
黄明胶，二者异名而同实。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不但沿袭错误，反采
集有关黄明胶诸方附于其下，表明体用结合，实际上反使错误加剧。李时珍
纠正道：
按《本经》，白胶，一名鹿角胶，煮鹿角作之；阿胶，一名傅致胶，煮牛皮作之，其说甚
明。黄明胶即今水胶，乃牛皮所作，其色黄明，非白胶也，但非阿井水所作耳。甄权以黄明为
鹿角白胶，唐慎微又采黄明诸方附之，并误矣。今其正误。
——《黄明胶·正误》校点本第四册，第2797 页
不难看出，对药若不正名核实，就会造成体用大错；医家沿袭施用，必然造
成医疗上的损失。将牛皮做的黄明胶混同于用鹿角作的白胶，由名称的混乱
导致附方混乱，结果造成疗效的失误，足以说明审名核实在本草认识上的极
端重要性。李时珍一再强调，不可“因名迷实”，注重明体达用，这的确坚
持了认识论上的根本原则。结合药物实际情况，足以看出李时珍所继承发扬
的是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二、遇事必穷其理
李时珍有强烈的格物穷理精神。他从事医学、药物学研究，之所以取得
辉煌成就，其奥秘在于他遇事必穷其理，其格物穷理精神异于常人。
格物穷理是我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认识论原则。唯物主义者主张格物穷
理，唯心主义者同样主张格物穷理，但二者的认识路线则是根本对立的。唯
物主义者认为，一切物理都包含在万事万物之中，离开客观存在的事物无所
谓物理，不存在离开客观物质的虚托孤立的理。理就是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
规律性；穷理就是通过人们的认识活动，去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发现
其规律。格物的过程，首先要使人们的感官接触客观事物，进一步在实践中
变革客观事物，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唯心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
“理”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可以脱离客观事物而独立；或者认为未有宇宙
之先，“理”已存在，宇宙万物乃由它所派生；或者认为“理”就是人心，
有了心才有理，离开了心，“理”就不存在了。他们认为“穷理”只须在心
上用力，就能把握理，这就是他们的格物观。两种格物穷理的哲学路线，宋
明时期争论不休。李时珍主张的格物穷理，属于唯物主义路线。他坚决主张
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去探索事物本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他认定物理不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心中固有的，而靠人们花力气从事物中发掘出来。
李时珍反复表明，他决心重修本草，目的就在于格药物之理。格物穷理
对于一个医药家是异常重要的，缺乏格物穷理精神的医家，很可能是个庸医，
在医疗实践中，少有不出乱子的。具有格物穷理精神的人，才能参天人之奥
妙，通歧黄之精微。
（一）司命卫生者，首当知物理
李时珍强调论医研药，事关司命卫生，不可不“知物理”。格物知理，
是他重修《本草纲目》的初衷，也是他从事科学实践的归宿。在《本草纲目·果
部》序论中，他强调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写道：
木实日果，草实日蓏。熟则可食，干则可脯。
丰俭可以济时，疾苦可以备药。辅助粒食，以养民生。故《素问》云：“五果为助。”五
果者，以五味、五色应五脏，李、杏、桃、栗、枣是矣。观此， 则果蓏之上产常异，性味
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
——校点本第三册，第1725 页
这是说各种果物，无不自具物理，待人们认真研究，如果只“纵嗜欲”，“不
知物理”，而想靠他“养民生”，“治疾苦”，很可能适得其反，自食恶果。
为了引起人们重视研究木部药物的物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的
开篇，用韵文写了一段精粹议论。申述“坚脆美恶，各具太极（即理）”。
他说：“木乃植物，五行之一。性有土宜，山谷原隰。肇由气化，爰受形质。
乔条苞灌，根叶花实。坚脆美恶，各具太极（即理）。”（校点本第三册，
第1911 页）这阐明木类药物，虽然都是元气化生，因其生长的地理条件有山、
谷、原、隰之别，其形态有乔、条、苞、灌之分，用作药材，更有根、叶、
花、实之别，色香多异，气味各殊，是寒是温，有毒无毒，都有待于认真考
究。总之，“各具太极（理）”，非精心格物，不可得知。
李时珍在《山楂·发明》中讲了他研究羊朹子治黄肿痛的故事，以表明
他格物理的精神。他的邻居有一小儿，“因积食。黄肿，腹胀如鼓”。有一
天，偶然到羊朹树下，取食致饱，回家大吐痰水，从此病就好了。李时珍研
究这一现象，认定其中必有“物理”，得到结论说：”羊朹乃山楂同类，医
家不用而此效，则其功应相同矣。”不仅认识了羊朹的功效，同时更加深了
对山楂的认识。他说，山楂“凡脾弱食物不克化，胸腹酸刺胀闷者，于每食
后咀二三枚，绝佳。但不可多用，恐反克代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774
页）他还根据《物类相感志》的记载：“煮老鸡，硬肉，入山楂数颗即易烂”，
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山楂“消肉积之功，盖可推矣”。（同上）由羊朹治病
的偶然发现，而引起对山楂性味的进一步认识，由山楂“消肉积之功”，深
入考究，益加肯定羊朹之治“积食黄肿”，绝非偶然。这些都是李时珍格物
穷理精神的生动体现。
李时珍从蜀医张肱巧治“消渴”的事迹中，深深敬佩古代名医的格物穷
理精神。病人揭颖臣患“消渴”，日饮水数斗，饭亦倍常，小便频数。众医
生按治“消渴”的办法医治，“服消渴药逾年，疾愈甚”，自以为必死。名
医张肱诊后，投了一副药，就把病治好了。问其故，他说，“颖臣脾脉极盛，
而肾气不衰，每由果实、酒物过度，积热在脾，所以食多而饮水。水既多，
溺不得不多，非消非渴也”。原来以往医学家只看某些表面现象，先人为主，
把病证弄错了，治了一年多，愈服药愈糟。张肱看准证候，故能一药而愈。
李时珍从《苏东坡集》中看到这一事迹后，反复思考，深有感慨地说：“古
人重格物，若肱盖得此理矣”。（《枳椇·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46
页）
李时珍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格物穷理，对医学、药物学做
出独到贡献，事例很多。《本草纲目》记述了一个生动的病案：“一人素饮
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无姜、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
饮水，兼怀怫郁。因病右腰一点胀痛，牵引右肋，上至胸口，则必欲卧。发
则大便里急后重，频登圊，小便长而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萎，
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热稍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怒或饥，
即时举发。”针对这一症状，按一般治疗方法，服用温脾、胜湿、滋补、消
导诸种药剂，都少效验，或稍微好转，随之又发作。李时珍认真诊视，深入
思考，终于投一剂而“诸症如扫”。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说：
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遂用升麻葛根汤和四君
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隔爽
快，手足和暖，头目清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
——《土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
李时珍医案多数没有保留下来。这一医案记述相当完整，对疾病的起因、
发展、各种症状、医疗过程，以及最后辨证结果、处方原则、治疗效果，都
一一叙述清楚。由此人们可对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整个格物穷理的过程有完
整的了解。后代医学家若遇清阳郁遏之症，则可引为借鉴，举一反三，更应
效法他的格物精神。
（二）格物穷理，力戒主观
辨证处方，最忌先人为主，根据一点表面现象就下结论。李时珍结合自
家的临证经验，常对前人留下的医案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独到体会。周密
《野语》记载一则医案说：“临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乌、附药，
晚年发背疽。”经不少医家诊治，都认为患者服丹石过多，应投以解毒药。
表面看来，这一治疗原则是符合常理的。可是久治无效。后来另一位老中医
诊脉说，这是属于阴极证，“正当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汤”。先用小剂试验，
继用大剂，三日后用膏敷贴，半月而疮平，先后服三建汤150 服，把病治好
了。根据这一记载，李时珍深思这位老中医的结论为什么同“前诸说异”呢？
领会其中道理说：“盖人之脏腑，禀受殊方，在智者辨阴阳脉症，不以先入
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止。（《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1
页）李时珍的体会对人们的启发很大。从认识原则上说来，就是要克服主观
成见，遇事从实际出发，深致格物之功，才能”妙入精微”，不落常套。
照常理讲，丹砂不可久服。周推官多服丹砂，晚年发背疽，医家“悉归
罪服丹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忽视患者脏腑之禀赋有差异，一概而论，
不能不事与愿违。李时珍着重指出，药物的五味、四气本性是“一定不变”
的，由于患者“五脏有异”，患病的“四时”不同，应当全面考虑灵活运用。
他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敛、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
者也。其成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
性也，其于五脏补、泻、迹迭相施用也。”（校点本第一册，第75 页）不考
虑五脏、四时差异，只凭四气、五味的常理处方治病，违反格物穷理的基本
原则，不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一再告诫人们，努
力克服主观主义，遇事“不可一律论”，不只对病症不可一律沦，就是每一
种药物本身，根、茎、花、实，单使、兼用、两用、全用，也大有区别，都
应细心格物。他写道：
本草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木通之茎， 款冬之花，葶苈之实，胡桐之泪，龙
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蜀漆、常山之类是也。
有全用者，枸杞、柑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 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伏苓，
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
（三）药物变化无穷，物理亦无穷
李时珍指出，同一种药物，人们对它的性质、效用的认识，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还有很大的不同。古今药物变化无穷，格物亦无穷，时代愈变迁，
愈加显示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忍冬·发明》写道：“（忍冬）昔人称其治
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用；后世称其消肿、散毒、治
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乃知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论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235 页）昔人从当时医疗实践中格物穷理而得到的结
论，在当时十分重要；后来医药卫生条件发展了，新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代替
了旧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故过去的结论虽未必错，也可能不再重要，久之“不
复知用”。后人在新的条件下，格物穷理，发展、丰富了古人的认识，所以
出现了许多新的药物，或认识同一药物新的效用，这些方面古人“并未言及”。
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李时珍发出“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
论”的忠告，是他长期医药实践格物穷理而得出的千古名言。它符合唯物主
义认识论原则，渗透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李时珍从归经入脏之别，来规定药物的特性，这是他对本草学的重要发
展。但他又叮咛人们对于药物入脏性别，也“不可一概论之”，要依其炮制
方法、所用佐使而定。他以常山、蜀漆为例，反复申述道：
常山、蜀漆，生用上行必吐，酒蒸炒熟用则气稍缓，少用则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
黄则利，
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
肾，得草果、摈榔则入脾。
——《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 页
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从前人及本人长期实践经验中，深入格物，求其妙理，
总结归纳出来的。是他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一得之见而取得的认识成果，反映
了他那个时代医药知识发展的新水平。
李时珍指出，有时同一药物，疗效有差异，究其原因，并非生用熟用不
同而引起，也不是炮制方法、佐使有异而引起，实由于药物的根、茎、花、
实、苗、皮、骨、肉、部位不同而效果椇异。麻黄的同药异效情况，值得
深思。“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之妙，
不可测度如此。”（《麻黄·根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