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理学奖得主作了简短的交谈。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数学大师，鲍林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曾与他见过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博特②一起分享这一迟到的殊荣。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鲍林还见到了获得医学奖的美国人三人小组的成员。他们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③欧洲新闻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伤，因而这次无法在斯德哥尔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因对亚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统计学的系统阐述，与博特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国物理学家，应用符合电路法，测定电磁辐射的粒子性，发现了中子，与玻恩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③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国小说家，早期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练，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颁奖典礼，鲍林将其称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气派的典礼之一”。会上，为每一位新的获奖者宣读了一篇颂辞，简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鲍林的颂辞是由一位言辞不爽的瑞典晶体衍射学家宣读的，此人借此机会全面回顾了从伯兹列斯以来化学发展的历史，最后介绍了鲍林关于化学键的观点，说明他怎样将化学键的理论应用于各个化学领域以及生物学和医学的许多方面。在他宣读完毕，掌声停息下来以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向鲍林颁发了金质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此时，鲍林身着燕尾服，颈佩白色领带，显得异常兴奋。在他接过奖章和证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种场合常见的那样拘谨呆板，而是迎着国王笑逐颜开，真可谓“满面春风”。一些欧洲报纸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
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又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黄金阁中举行诺贝尔国宴。这是一间名为“世纪之交”的宽敞大厅，四周镶贴着24开黄金马赛克墙面砖。在此，仪式继续进行，国王向每一位新的奖主祝酒致意，各人也用简短答辞表示感谢。鲍林的答辞赢得的掌声最为热烈，他提到，自己久已向往瑞典，希望能被大家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公民”。宴会过后，国王领着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鲍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一位印度科学家告诉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说：“贵国的鲍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的国务院发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人都是国际战争的贩子。”
鲍林还和尼赫鲁一起共进晚餐，两个人就政治、核弹、和平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鲍林的心目中，尼赫鲁是一位超凡脱俗、风度优雅的伟人，具有“敏锐的睿智、卓越的判断和绝对的真诚……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鲍林还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飞抵日本。在那里，人们知道鲍林的名字，不但是因为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而且是因为他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围观和欢迎。在东京和京都，他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驱散——仍然有两次因许多人强行进入会场而造成了破坏性后果。鲍林一家人，远离了城市的喧闹，有机会参观了佛教寺庙，在雪地里长时间徒步，访问了大学和工厂，尝试日本式沐浴的方法，在海滨一家私人寓所享受几天安谧温馨的生活。鲍林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兴趣。此时的日本仍然是颇为贫困的，几所大学根本就不能与美国的大学相比。鲍林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普遍支持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和贸易的交往，鲍林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他还听到了许多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传言。“好运龙号”船员仍然待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日本科学家分析了比基尼岛爆炸试验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发现其中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有人说到，这次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含量高得出奇，不可能只是普通核弹爆炸的结果，爆炸的强大威力使放射性尘埃扩散到同温层，因而这种尘埃可以散落到很远的地方。放射性含量高也与其放射性物质的本质有关。看来，这也许涉及到原子裂变和聚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方式。鲍林用心地听着这些话。
只有一件事使他这次出访蒙上了阴影。日本化学家水岛教授，天皇次子吉的皇室老师，他曾出面安排鲍林作几次讲座。借助于自己与天皇家族的联系，他被授权安排鲍林觐见日本天皇，条件是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这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荣誉。水岛立即致函美国大使馆，请求给予指导。这一要求逐级转到华盛顿，最后落到了安全首脑麦克劳德的办公桌上。“本局的意见是，对于鲍林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让国务院来考虑到底是禁止还是提供其方便，使他有特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会见各国元首，这是荒唐可笑的，”麦克劳德回答说。这样，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合作，鲍林觐见天皇的事也就泡汤了。
不过，相对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小事。鲍林经过将近五个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最后飞回帕萨迪纳，他这个人总算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从得知获奖消息时开始，一直到4月份回到家，他始终浸泡在受勋、盛宴、掌声和欢呼的热浪中。他曾与多位国王和首相一道进餐，前后向热情洋溢的听众作了五十多次讲演。
此外，他还了解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一旦走出美国，他看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注视着核试验时显现出忧郁的神色，看到了放射性尘埃给人们带来莫大的焦虑，看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心，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许多人的共鸣。他回到了国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回到了国内，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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