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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夜，1军又端了“老七团”设在通化县热水河子镇的团部。
邵本良“包打红军”的牛皮把自己吹破了。怎么办？以7团为主，配以相当数量骑兵，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一支精锐而又轻便的近千人的“讨伐队”。同时，要求所到各县的地方武装都要听他指挥，并要提供三架飞机助战，日寇一一应允。这样，天上地下，灵活机动，发现踪影，围追堵截，抓住机会，穷追猛打。
敌人最终在军事上击溃1军的那套战术，就是邵本良的这种战法提供的雏形。
东北十四年抗战，各地都有类似邵本良这样的铁杆汉奸。不过，像这小子这样有三架飞机供其调用的“陆空司令”，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人，也够牛的了。只是被杨靖宇的伏击打怕了，再恼羞成怒，急于在主子面前挽回脸面，也不得不倍加小心。
把重机枪、迫击炮这样的笨家伙在山里藏起来，杨靖宇带着队伍就是一个字“游”。2月中旬，清汤林子，白天不便行动，就白天休息，晚上行动。看好个地方，就封锁消息等上了。鬼精鬼怪的邵本良看地形不利，空中侦察，地面不动。敌不动，我动或不动，要视情况。有时是派出小部队偷袭、骚扰敌人，有时是走，甩脱敌人，使敌人不知去向。有时还要故意搞出点儿响动，打一下警察署什么的，把“大尾巴队”再引过来，拖上一阵子又没影了。
从2月中旬到4月底，1军出通化，进辑安，然后柳河、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先后转了七个县，行程约两千公里，4月30日在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将这支尾随了两个多月的“大尾巴队”大部歼灭。
大东沟两山夹一沟，山大沟深，这种地形邵本良当然是不会轻易进去的。杨靖宇命令各部，将破衣烂衫什么的一路丢弃，尽显狼狈之状。而每天10点来钟就会出现在头上的飞机，则向邵本良报告这支队伍掉队的越来越多。当天上午，三架飞机飞临梨树甸子上空盘旋侦察，未见异常，邵本良就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进了大东沟，子弹就从两侧疾风暴雨般泼泻下来。
这是一个“口袋阵”。等在沟口的是1师6团，中间是军部教导1团和1师少年营，还有几支山林队，守在沟里拐弯处的是1师3团。发现中了埋伏，前头的拼命往前冲，后面的不顾一切往回跑，都被顶住，中间的则被截成几段。突不出去，“大尾巴队”开始向两侧山上反扑。此时树枝刚刚打苞，离树叶关门还早着哩，视野非常好。官兵居高临下，沉着地据枪一个一个地“点名”。几门迫击炮还没架好，鬼子连长菊井少佐就见鬼去了。
一些老人说，沟底有条小河，河沟里的水都红了。
综合上世纪60年代初家乡党史人员调查当事人的资料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说法，进入伏击圈的500多人，跑掉的顶多不会超过50人，其中包括邵本良。这小子脚后跟中了一枪，在几个马弁拼死卫护下，趁乱溜了。
三个多月后，1军在通化四道江再次伏击“大尾巴队”，毙俘近百人。
梨树甸子伏击战，邵旅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毫毛未伤，抹了满脸血躺在死尸堆里装死，竟让他混了过去。这次，这个“武士道”又如法炮制，打扫战场时被戳穿“东洋景”，官兵给他一阵乱枪，说“叫你装死”。
梨树甸子伏击战后，“大尾巴队”一蹶不振。
“大尾巴队”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当然不会心疼，问题在于曾被无比信赖的邵本良，这时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如果俯首帖耳听使唤，日本人也许会给他个什么闲差，安然无恙地吃他的卖国俸禄。这个桀骜不驯的胡子头，却坚持说他那套战法没错，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是凭本事干出来的。当然他是和部下弟兄说的，却可能不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吗？而且，有时对主子也来几句横的，那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道江伏击战，这个脚伤未愈就上阵卖命的汉奸，再次逃脱后住进奉天一所日军医院，不久就死了——据说是被毒死的。
第10章 创建根据地
两个人的县委
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说：
你们半年多八、九百里的活动中，没有帮助和领导群众斗争，对这工作是白跑了。若是游击队和群众不配合起来斗争，有多少诸葛亮的游击战术也不会好的。
游击队的活动不是上山脉地势好的问题，是依靠群众夺取群众的问题。
请读者牢记这两段简短的引文，它们道出了东北抗联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以及最终不得不退到苏联的根本原因——后面将详细叙述。
能在1934年春作出这等深刻的指示，磐石中心县委着实是有眼力、水平的。
潘国权要当红军没当成，被杨靖宇安排回家不久，仙人洞就来了一对“夫妻”。
男的叫李明山，二十五岁左右，高个儿，脸稍长，大眼睛，皮肤白净，谈吐文雅，一看就是个读过不少书的人。那时那人对读书人高看得很，有的读书人在庄稼人面前也把自己看得很高，这个挺英俊的读书人却不。不管多穷的人家，进屋大叔、大婶叫着，炕沿上一坐，庄稼嗑一套一套的。
李明山本名孙永焕，曾任第一届兴京县委书记，又在清原从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地方、地下工作经验。1军成立后，调任独立师3团政治部主任。为开辟桓仁、兴京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他调来担任桓兴联合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人们都叫他“李县委”。时间长了，一些人也像“工作同志”一样叫他“李同志”、“老李”、“小李子”。他左手少两根指头，有人叫他“八个爪”，他也一样答应。
女的叫朴金华，化名赵淑英、曹同志，以至于后来也“张同志”、“李同志”叫惯了的庄稼人，不免好奇地问她：曹同志，你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呀？
朴金华端庄、秀气，当时只有十九岁，却是个老革命。她是龙井县水帘洞人，十一岁读小学时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逮捕，关押一年。十五岁参加东满游击队，扛支不比她矮多少的步枪，在长白山打游击。她原是2军的，因1军女同志少，调来1军，担任桓兴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主任。为了隐蔽身份，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让她和李明山假扮夫妻。两个人都是朝鲜（族）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桓兴县委受通化中心县委（原海龙中心县委）领导。因1军经常在桓兴地区活动，就直接在杨靖宇领导下工作。
两个人的县委，很快在老秃顶子山周边地区打开局面。党团组织和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又名“小孩队”）等等，陆续建立起来，工作扎实而又活跃，抗联官兵说这回咱们有家了。
两个人的县委，成绩如此斐然，有许多因素：杨靖宇在那儿掌舵，两个人的勤勉、经验、干练，抗联不断打胜仗的影响、推动，等等。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配合。而比之磐石、东满、珠河等老游击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些新区没有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
在磐石等地，由于搞土地革命，有钱大户不用说了，就是有头脑的穷人，也觉得红军又打日本子，又打大户，这么干不是个办法，难成气候，也就不想靠近你。而且，许多穷人与大户沾亲带故，“是亲三分向”。1933年8月27日《中共南满中心县委决议》中说：“在最近玻璃河从前所谓好的群众，在现在当红军游击队来的时候，藏起来粮食，以后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等语，来对队员引起恶感和不好的影响。”有的游击队到哪儿不敢说自己是红军，因为“北方会议”把红军的名声搞坏了。待到贯彻执行“1·26”指示信了，你说你不抢粮分田吃大户了，那人一时半会儿能信吗？就得看你一阵子，就有种夹生饭的感觉。而东边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老百姓称人民革命军为红军，也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的红军，就是一支从未看到的最想看到的军队。
还有，如果是在那种中国同志成了宝贝的地区，就算李明山和朴金华的汉话说得再好，这两个人的县委也难立足。可在绝大多是为汉族的老秃顶子周边的桓兴地区，人们没有“高丽胡子”的概念，除了少数走狗外，朝鲜（族）人与汉族人也没多少不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抗日救国的共产党。
像当时所有的县委一样，两个人走到哪里，人们就说“县委”来了。老秃顶子周围的大小山村嵌满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人生最壮丽、美好的记忆。1989年，被落实政策为“抗日老战士”的朴金华，这位身上还嵌着两颗子弹的没了党籍的农村老人，去世前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那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桓兴县委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三个小组，党员三十多人。
1军独立师到桓仁不久，家在高台子的青年农民姜东魁，就在村里参加了抗日工作，两年后的6月10日入党。头天下午，李明山让人捎来口信，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即山沟）老栾家后山冈梁去。他按时去了，到那儿的除了李明山和后来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张永奎外，还有孟广尧、王广林、遇文海，都是像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六个人在树丛中坐下，李明山宣布开会，说今天是要介绍你们入党。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姜东魁老人在“回忆材料”中说：
入党当时没有什么正式手续，给一张二寸宽的纸条，在上边填上出身、历史及亲属关系，交给介绍人，盖上李明山的章，就算入党了。李明山在同我们谈话时说：“做个党员要事事带头，要不怕困难，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要好好干，在敌人面前要死不投降，决不卖国。”接着他又让我们表表决心，我们挨个站起来举手表示：“死不投降，决不卖国，坚决抗日。”然后李明山又告诉我们：“现在的党员都是秘密的，绝不能暴露身份。党内的联络暗语是‘西皮’（CP）或‘一九三六年’。今天就是你们入党的日子，你们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从此，就像自己的生日一样，姜东魁记住了这个日子。
当时住在兴京县岔路子的刘明山，在“回忆材料”中说自己入党：
张永奎先是一边问一边给我填了一张表，表上填写姓名、历史（从八岁往上）、亲戚等。填完后他告诉我，这个表得报上去，以后革命成功有你一份。接着他跟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保护穷人的。红军的总头是朱德、毛泽东，他们都在关里。这伙军队里还有一个真正穷人的共产党。穷人可以入党。”
自己入党了，还得培养别人，入党条件主要看行动。给抗联筹粮，人家筹到200斤，你就弄来100斤，这就比出先后了。有人干别的胆挺大，却天生不敢走夜道，住家过日子没人管这个，让你给抗联带路、送情报，这就不是不去的理由，入党就是个问题。抗联打仗，生死不惧，你连个夜道也不敢走，怎么行？
姜东魁发展三个党员，并在川里建立一个党支部。
桓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张永奎在海青伙洛建立的。他是两个人的县委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此人三十来岁，中上个头，右腿髌骨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有老人说若不是这个毛病，他早跟杨靖宇走了，这人有能耐呀。他的弟弟张永林，给杨靖宇当传令兵，后来牺牲了。
“中国地”
仙人洞几十户人家，来个生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更别说李明山、朴金华这样的“夫妻”了。潘国权就想，他们是不是杨司令派来的呀？只见两个人这家出那家进的，唠得挺热乎，朴金华主要是跟妇女唠嗑。没几天，村子里组织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潘国权、樊万林就报名参加了青年义勇军。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地方农民武装，受在当地活动的1师领导。农民自卫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青年义勇军为十六岁到二十岁，共同的任务是维护根据地秩序，打击小股日伪军和小帮胡子，有时也配合主力作战。1935年成立“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由1师师长程斌兼司令。与农民自卫队不同的是，青年义勇军还是抗联的主要兵源，像1师4团就主要是由青年义勇军改编的，还有一些参加了1师少年营。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有类似的脱产、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民武装，日伪称之为“半农半匪”。
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