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写道：
“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一双鞋。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大概等到战后吧。”
“然后，她指出一个政治问题：
“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CP（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温源宁（立法委员），要他负责这个运动。”
为了对付这样的发展趋势，她开始有了自己去美国一行的念头，但正如她告诉谢伟思的，国民党不准她去。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上说：
“我现在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去美国。听说孤立主义在美国正在抬头，所以我去也许可以有点好处……帮助提醒美国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去你那里的前线。但我不是宝莲·高黛，所以这第二个梦想也许比第一个还难实现。”①
①同注52，1943年7月16日。
这里提到的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可能是指围绕着194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气氛。罗斯福总统（民主党）谋求第四次连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E·杜威竞争很激烈。蒋介石周围的人把宝押在杜威身上，使劲支持他的右派竞选纲领——罗斯福称之为“历史上最卑劣的竞选”。宋庆龄对罗斯福很敬重，在他再度当选后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为你帮助使FDR（指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光临中国访问。”①
①同注53，1944年5月29日。宝莲高黛是美国著名影星并曾一度同卓别林结婚，这时正在前线作慰劳美军的演出。
在此之前，罗斯福下令调回了史迪威将军，宋庆龄对此是很感失望的①（详见下文）。尽管如此，她还是为罗的连任而高兴。
①同注52，1945年3月7日。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同她妹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很不好？不完全如此，因为她们不是所有观点都不一致。宋美龄不论她有多少错处，她在国民党内不是投降派或亲轴心派。她也并不同她丈夫那样对史迪威深恶痛绝——据史迪威日记中一些记载，他相信在有些事情上宋美龄是帮他忙、替他说话的。据说，她同戴笠——蒋介石的希姆莱式秘密警察头子——也有意见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宋庆龄的问题上。
据在重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①，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指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钱。而且，戴笠的密探们虽只是在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宋美龄的干预却使这个特务头子非常为难——委员长要这样、夫人不要这样，两口子吵起架来，他夹在中间两头得罪。这是宫廷侍臣常会碰到的两难境地。
①同注52，1944年10月28日。
宋美龄交待侍从室给宋庆龄住所安装一部专线电话。接线员（很明显，同时也是监听员）常听到她们用上海话交谈——虽然通话不是很经常，谈的也大多是一些家常，如做菜、保健、弟兄们的行踪等等。据这位监听员说，美龄对庆龄还是有点怕，称她“阿姊”，并且除非事先打电话约好，不随便到庆龄家去。
有一次，当宋氏兄弟姊妹都在重庆时，蒋介石想请全家吃饭。美龄打电话同庆龄商量，并且保证“光是家里人，没有外人”。即使如此，庆龄还是推托身体不好不去。但当美龄说要派个医生去时，庆龄却说不用了，她已经有药了。庆龄不忌讳在孔祥熙家会见蒋氏夫妇，但要到蒋介石家里去作客——即使是一次“家宴”——她是不愿意的。
关于宋子文，庆龄同他见面的次数较多，并且有时对他的作为在政治上表示肯定。1942年快到年底时，她在一封信中说：
“我的弟弟（指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刚回国，但很快要回（华盛顿），取道堪察加半岛，这样走……比绕道非洲可节省一半时间。他希望中苏之间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在他公出期间，因为他的一些部属急于讨好反动分子，使中苏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为此，他很觉遗憾。”①
①王正元着《宋美龄的姐妹情谊》，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转引自尚明轩等着《宋庆龄传》，第470—471页。
她也像一个姐姐那样关心他的身体。在给理查德·杨少校（他认识宋子文）的信中说：
“几天前见到我弟弟，他要我向你问好。他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更健康了。”①
①同注52，1942年11月7日。
关于宋子安，他是她最小的弟弟，也是最喜欢的弟弟。理查德·杨少校在回美度假时见到过他，所以她在给杨的信中说，“你在T．A．（指子安）家过圣诞夜，我听了非常高兴。”①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十一）史迪威去职——战争结束——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
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下令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的职务，调回国内。
这是一个讯号，它显示美国同蒋介石一样已在考虑对日本的战事结束后恢复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问题，而且美国为此会被拖着支持蒋介石打一场内战——一旦蒋介石确信这一点，他就一定会打。因此，史迪威的免职将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中国的战时政治局势上，而且在以后20多年的美中关系上都是如此。
为了活跃中国的对日战线，史迪威曾经想要把中共领导的部队（中国最有效的抗日作战部队）包括在美国援助和军事合作的名单之中。由于他的坚持，美军观察组才被派驻延安。他在1944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根据这个观察组的报告，“我们总要想点办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些援助才好，他们是愿意作战的。”①
①同注53，1944年11月17日。
赫尔利采取的是一条正好同史迪威完全相反的路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奉罗斯福的派遣，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来华（后改任大使），罗斯福本来要他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而他却使这种纷争尖锐化到了濒临破裂的程度。他同蒋介石合谋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他的观点同赫尔利大体一致。他们两个虽然在个性和一些技节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都是以后被称作“冷战”的元勋。
赫尔利促请罗斯福总统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府）在达成击败日本这一眼前目标的背景下，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国内政局上（对共产党）保持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①
①迈克尔·沙勒着《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1938—1945年》（英文），第168页。史迪威将军的文献材料在他身后存放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胡佛图书馆，沙勤曾查阅了其中的史迪威日记。
魏德迈则认为，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1943年11月20日致罗斯福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英文），第143—146页。
史迪威派遣观察组驻延安是为了对日共同作战、获得敌战区情报（中共领导的部队有这方面的情报并愿意提供给美军）并准备最后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计划在华北登陆打击日军。
与此相对照，在赫尔利一魏德迈班子的心目中，这个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就完全不同了——它应该收集共产党的情报，用以反共。即使在稍早的时候，在观察组里已经安插了至少一个人，他把情报提供给一个美国海军单位，再转给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侦察，一是中共，二是美军观察组中赞成在战争中同中共合作的那些成员，三是观察组同美国军政上级的往来通讯。
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将军决不是因为他对蒋介石有任何偏爱。蒋的讹诈伎俩他已经领教得够了（例如蒋曾吓唬说，如果美国不答应他的要求——10亿美元贷款加上每月经由危险的“驼峰”航线运入至少2万吨军用品——中国就要“垮台”）。罗斯福从史迪威等人那里得到的报告是，蒋不但不愿意派他的部队到缅甸去同美军联合作战，甚至不愿意为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提供足够的地面警卫兵力。蒋要把钱和武器都留下来准备以后打内战，而不是现在用来打日本。即使赫尔利本人也曾把蒋介石这帮人说成是“法西斯和窃贼”。①发现这份材料的美国学者中肯地指出，既然这些人是“法西斯和窃贼”，那末美国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去支持他们呢？实际上，赫尔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目的是“在现政府下统一中国”。
①同上书，引用约翰·P·戴维斯着《攀住龙尾之后》（英文），第300页。这话是魏德迈对戴维斯说的。
整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有一段时间，赫尔利和魏德迈作了一些姿态，似乎他们所遵循的政策并不完全背离史迪威时期的政策。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因为他们到任的时候，正值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大溃退（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连陷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前锋曾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证明了史迪威的正确。（约有两年时间，日军对国民党防线毫不触动，而是集中兵力对付中共领导的部队和解放区；1944年国民党战场大清退，看来除中共领导的军民外已不存在抵抗力量。）但赫、魏两人的基本方向，如以后的局势发展所证明，是始终一贯的。
在史迪威对蒋介石斗争及最后去职期内，宋庆龄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他的立场表示强烈的同情并至少有两次在家里接待了他。
她在1944年6月24日给史迪威的信中，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人们对您和您的作为的看法”。①
①同上书，引用赫尔利在1944年11月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信。第21—22页。
史迪威本人在他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孙夫人共进晚餐。她要投票选我代表中国去出席和会……说……我在中国人民中间存着为他们说话的好名声。”①
①宋庆龄致重庆史迪威将军，1944年6月24日。承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惠赠复印件。
在10月20日（他刚被免职）的日记中他写道：
“见到孙夫人。她哭了，很苦恼。说她盼望有一次公众示威。很想到美国去告诉F．D．R．（罗斯福总统）事情的真相，但不能（像她姐妹那样）在战时跑到国外去。要我把CKS（蒋介石）的真正本性告诉F．D．R。‘他是只纸老虎……’又说……‘为什么美国不收拾收拾他，让他安分一点。他们有这个力量，不该听信他。’……给了我一些礼物，是给威（指史迪威的妻子威尼弗雷德）的。”①
①史迪威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注意到她用“纸老虎”一词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词后来毛泽东用以形容美国战后支持蒋介石的力量，从而为全世界所熟悉。她知道这个词可能是由于在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时曾经用它来形容叛军。
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可以读一读关于1945年3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的记述：
“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都认为，只要给中国的中央政府较少量援助，就可以把叛乱（指中共领导的力量）镇压下去；一个月前，赫尔利已告知蒋介石，大战结束后，他那些美式装备的部队如果要打共产党，取得胜利易如反掌。”①
①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的日记。参看注64。
有些评论家指出，这样的看法是无视政治因素的单纯军事观点；还可以指出，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对中国人民有所了解、也有一定感情，而他们的继任者却说不了解、也无感情。前者所关心的是中美之间未来以两国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而后者则只从如何主宰中国和太平洋来考虑。（同他们思想相近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把太平洋变成“一座美国湖”，另外一个有势力人物、《时代》。《生活》报业大亨亨利·卢斯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将是“美国世纪”。
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
“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望他。F．D．R．（罗斯福）在召回他这件事上向我们的皇上（蒋介石：让步了。……这位善良的老将军……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在这里（中国）组成一条UF（统一战线）并打破可恶的封锁。接替他的新人（指魏德迈）是亲英的，只会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