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春季起，日本侵略军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对解放区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解放区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同时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发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往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到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细粮四十七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年生产土布十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曹公圳与曹公庙
如果你去祖国的宝岛台湾旅游，在凤山市可以看到一庙曹公庙。这里所祭祀的曹公，叫曹瑾。曹瑾是河南河内人，1837年被清廷任命为凤山县知县。
曹瑾上任的前一年，凤山县闹旱灾，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造成严重的饥荒。曹瑾上任后，见到遍地尽是饥民，心里非常难过。他走村串寨，到各地视察。他看到成片干裂的土地，又看到奔腾的下淡水溪，认识到不能让溪水白流，必须兴修水利，用溪水灌溉农田，彻底解决旱灾的威胁。
下淡水溪，就是今天的高屏溪，是台湾的第二大河流。要修筑水利设施，当时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难筹集；再一个是技术无人懂。面对困难，曹瑾没有退缩。他首先主动捐出自己的薪金，并发动群众捐钱出地；群众见县官带头，纷纷捐钱出地，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技术无人懂，他就带人参照前辈林玉清建筑岭口圳的办法，设计出很多水圳路线。
修建水圳的工程在曹瑾上任的当年就开工了。曹瑾指挥人们，利用九曲塘的下淡水溪床，筑堤坝拦溪流，然后建水闸，按照地势的高低来修建圳路。施工期间，曹瑾经常到施工现场鼓舞士气，使工程进展迅速，两年以后全部竣工，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旧圳”的水利工程。旧圳总共有四十四条圳道，长达一百八十多里，可以灌溉三万五千亩土地，使一大批农民受益。
不料在旧圳建成之后，凤山再次遭遇旱灾，在旧圳灌溉不到的地方，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旱死，受灾的百姓颗粒无收，又陷入饥饿之中。有了修筑旧圳的经验，曹瑾当机立断，决心扩建水圳。他再次捐出薪金，并派人到全县各地劝说百姓再次捐钱出力，扩建水圳。曹公率先，百姓争捐。三年以后，扩建水圳工程告竣，这就是被人们称为“新圳”的水利工程。新圳总共有四十六条圳道，长达一百二十七里，灌溉土地面积与旧圳不相上下。
从此以后，凤山县的农民用新、旧两条水圳，灌溉数万亩土地，旱涝无虞，连年五谷丰登，瓜甜果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了永久纪念曹公开发凤山的功绩，人们将新、旧两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又在凤山建造了曹公庙。
龚振麟创造铁模铸炮新技术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素有巧思”的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被两江总督裕谦调到宁波军营。当时，火炮是对付敌舰的利器，前线急需，龚振麟受命赶制火炮。
中国传统的铸炮工艺，都用泥模，即用水和泥，制成模具，然后范金倾铸，层层笋合。泥模必须烘得干透才行，否则外表虽干，里面湿润，一遇金属熔液，潮气自生，铸成的火炮就有蜂窝，施放时炮筒容易炸裂伤人。烘干泥模往往要一个月之久，如果碰上雨雪阴寒天气，则须两三个月。况且一具泥模只能铸造一尊火炮，随即随弃，不能再用。战况紧急，必须改革传统铸炮工艺，迅速赶制出一批火炮，支援前线。龚振麟冥思苦想，彻夜难眠。他几经试验，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
铁模铸炮法是以铁为模，铸炮时，先将铁模的每瓣内侧刷上两层浆液。第一层浆液是用细稻壳灰和细沙泥制成的；第二层浆液是用上等极细窑煤调水制成的。然后，两瓣相合，用铁箍箍紧、烘热，节节相续，最后浇铸金属熔液。待浇足熔液，冷却成型以后，即刻按模瓣次序剥去铁模，如剥掉笋壳一样，逐渐露出炮身，再剔除炮心内的泥胚胎，膛内自然学滑。
同传统泥模铸炮相比，铁模铸炮的优越性在于：工艺简便易行，节省模具原料，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解决了不出蜂窝的难题，提高了火炮铸造质量。同仁们称赞说：“其法至简，其用最便，一工收数百工之利，一炮省数十倍之资。且旋铸旋出，不延时日，无瑕无疵，自然光滑，事半功倍，利用无穷，辟众论之导轨，开千古之法门，其有裨于国家武备者，岂浅鲜哉！”
龚振麟总结铸炮经验，撰写出《铸炮铁模图说》，分送中国沿海各军营，加以推广。龚振麟发明的铸模铸炮法，早于西方30年，这是中国近代少有的一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铸炮铁模图说》是世界上最早论述铁模铸造法的科技文献之一。特别是龚振麟为保卫祖国，反抗侵略，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科技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郭守敬改革圭表
元朝初年，沿用金朝的《重修大明历》。由于这部历法使用多年，误差积累日益显著，根据它预推天象，往往不准。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就在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大都，决定编制新历，特地成立专门机构──太史局。
那时候，敦守敬在水利部门任职，但他精通天文，元世祖就将他抽调出来，到太史局从事编制新历工作。编制新历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制订历法的根本在于实际观测，而观测离不开仪表，所以准备精准的仪表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他所谓的“仪表”，是古代天文观测的两类主要工具。一类为浑仪，它是用来观察、测定天体在空中运行位置的工具；另一类为圭表，它是用来测定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冬至和夏至确切时刻的工具。
圭表的“表”，是一根垂直立在地面的标竿，它可以用竹木制作，也可以用金石制作：“圭”，是从表的跟脚沿水平向北方延伸的一条石板。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的时候，表影刚好落在圭面上。测量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节气的时刻。表影最短的时候就是夏至来临。
圭表是古代中国人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这种仪器乍看起来极简单，可使用起来却会遇到几个困难。首先是表影边缘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颜色越淡，到底影子的尽头在什么位置，很难判断。影子的边界不清，影长就测量不准。其次是测量影长的技术欠精密。古代量长度的尺，一般只能量到分，往下可以估计到厘，即十分之一分。按照传统方法，测量冬至影长，如果量错一分，按此推算出来的冬至时刻就会有一个或半个时辰的误差。古代将一日分成12个时辰，一个时辰合现今两小时。这在天文历法上是很大的误差。最后是圭表只能观测日影，不能观测月影和星影。
面对这些困难，唐宋以来，科学家们想过许多办法，但始终没有解决好。郭守敬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从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入手，然后针对各个原因，分别寻找对策，解决困难。
前代的“表”仅高八尺，表影很短，表影边缘模糊，测量错一点，实际误差很大。敦守敬设计的圭表，称为“高表”，就是把表竿增高至40尺，提高到五倍，因而观测时的表影也加长到五倍。表影加长了，表影边缘的清晰度明显提高，测量的数据精确多了，按此例推算节气的误差也就明显减少了。另外，高表顶部还架设了一根横梁。
高表还不能彻底解决表影边缘清晰度的问题。郭守敬创造了一个称为“景符”的辅助仪器，用来提高测量的效果。景符，即影符。它是一片四寸长、二寸宽的铜叶，正中开一个针孔那样的小洞。铜叶的一端用枢纽接在一个二寸见方的框子边上；另一端用小棍支撑起来，就跟箱子盖那样可以自由启闭，以便调节其倾斜度。将景符放置在圭面上，正对太阳，日光通过小孔，射到圭面上，就会形成一个极微小的太阳像，非常明亮。测量正午日影时，先将景符放在圭面上影端旁边，使符面垂直于日光，然后前后移动景符，使太阳、高表顶部横梁与符上小孔三者正好处在同一条直线上，那么，圭面上所显露出的太阳像跟米粒大小，亮晶晶的，中间有一条细如发丝的横梁影子，立刻记下它的位置，就可以测量日影的长度了。这样的表影长度，当然会比以前圭表测影要精确得多。
郭守敬还创造了一个叫做“窥几”的辅助仪器，使圭表在星光和月光下，同样可以测量影长。
郭守敬改革圭表的工作大约完成于1277年夏天。这对于编制新历具有重大意义。元朝编制的《授时历》于1281年颁布推行。《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相关仅26秒。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高利历，同样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但它的颁行，要比《授时历》晚300年。
相关链接
郭守敬改革的圭表，原来耸立在元大都，元朝灭亡后，下落不明。幸好现今在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还保存着一座砖石结构的古观星台，其中主要部分就是郭守敬制造的圭表。当地群众给它却了一个豪迈的名字──“量天尺”。
虎门销烟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这最后的辉煌退去，清朝封建统治便如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与此同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阶段。在西方列强中，以英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为了开辟国外市场，推销工业品，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企图用商品敲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吃的和穿的都自己生产，主要不依靠市场供应。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呢绒、棉布等很难在中国推销。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销路旺盛。在正当贸易中，中国总是出超，许多银洋流入中国。
后来，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可以牟取暴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至道光初年，中国对外贸易变成入超，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鸦片，俗称“大烟”，不是正当商品，是毒品。英国政府禁止鸦片在国内销售，却鼓励商贩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走私不仅赚走了中国大量白银，还助长了官吏的腐败，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严重地摧残了吸食者的体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那时候，清朝最有见识的大臣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请求严禁鸦片。他沉痛地指出：“如果不赶快禁止鸦片。几十年后，恐怕没有能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白银了。”兵和银，是清朝维护统治的命根子。这使道光皇帝感到问题严重，就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召见十三洋行商人，连续发布渝帖，严厉斥责洋商历年的不法行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个方面论证了应速缴鸦片的理由，敦促鸦片贩子缴烟。他同时申明：“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随后，林则徐向朝廷请示获准，宣布：“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
但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英国商贩拒绝交出鸦片，并企图掩护鸦片走私头目逃走。林则徐斥责义律的不法行为，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封锁英国人居住的商馆。义律被迫答应呈缴鸦片。英美商贩陆续交出鸦片一百十一多万公斤。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外国人和鸦片贩子，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烟，大部分鸦片烟一定会被偷走。可是，他们到虎门海滩之后，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周围树立栅栏。林则徐亲临现场，督率官吏工役，先由道沟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箱内鸦片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水，浸泡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抛入池中，顿时池水沸腾，不炊自燃。池边多名役工，各执铁锨，踏上板桥，用力翻戳，促使鸦片烟全部销毁。等到退潮时候，开启涵洞闸门，鸦片残渣全部由浪潮送进大海。最后，工役们又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一点残余。那些观看销烟的外国人，不得不对林钦差的认真和彻底，表示敬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运动的伟大胜利，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