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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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炮击金门-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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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不容易,有的人根本不懂天空,拿着话筒哇哇乱叫,他那里差一度,我在天空上下差出几千米、左右偏出几公里。林虎这个人,水平高、能力强,平常就没废话车轮辘话,往塔台一站,句句夯在点子上。”
  编队方式正确。“这个功劳属于我,也没的说。按常规动作,长、僚机应分15°夹角爬升,到云上集结。我一看不行,你想,出了云,四机相距各数千米,再靠拢集结,多耽误功夫,敌人早跑个屁了。我就在云下编队,高度一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 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 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橡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 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丁,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 准啊, 一人干掉一架。 我还记得, 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键是, 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
  该谈的都谈了,我已无话可说,最后,没话找话地问了两个不着边际的傻问题,为何如此愚笨拙劣,我也弄不清。
  第一问:您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空军有何想法吗?
  答:没想过,整天都想门球了。这么说吧,反正我们那时的飞行员好得很,很单纯,艰苦不怕,党叫干啥就干啥,心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什么都是金钱了,不知将来打仗打下一架飞机来是不是也要给钱?党、国家、军队,叫我说,千万别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不行的。现在的飞行员,住的像豪华宾馆样,空调、电视,操他妈,不得了呀……
  第二问:您干嘛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打门球呢?
  答: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不是吹牛,他奥运会敢分年龄段设门球项目,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就是我这个队!
  已经道过“再见”,我还是远远站定,看老人们打球。显然,是赵德安的队再次获胜,他像孩子一样把击锤抛向空中,接住,绕着场地,跑、跳、笑。
  我也笑,为了老人欢乐而幸福的晚年。但,笑得多少有点干涩和勉强,因为,我读到了一部英雄史诗能够使人微笑却不再使人激情的末章。
  真的,现在在世界体育竞技场特别是奥运会上拿奖牌最时髦最英雄了。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不设门球项目呢?不然,六十岁以上这面金牌肯定是咱中国的: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想起“赵德安”。
         9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气朗天清,风和日丽,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旅客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华发斑驳的长者,在入境处,他双手向验证小姐恭敬递上“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证”。小姐熟练轻灵地盖上准予通关的印章。那双布满褶皱、青筋暴露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抖动。
  证书显示,持有人名姓:汪梦泉。
  汪老先生在北京航空联谊会几位老熟人老同事的陪同下,爬长城、观故宫、泛舟昆明湖、闲逛王府井,重游了一回故国,了却了一桩宿愿,无拘无束,开怀恬然。数日之后,与友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沿来时之路,打道回府。
  我得知汪老先生到大陆省亲叙旧的消息迟了一步,这一边,还傻乎乎做登门造访的准备,那一边,老先生已在向南飞去的归途之中了。未能谋面,遗憾之至。
  凭想象,我以为,当老先生的视线透过舷窗追随那移动着的云山雾海之时,心情一定与其他乘客迥然有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大舞台,他曾经在上面扮演过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同日本飞机格斗时,他是这片天空的捍卫者;徒劳无益向解放大军炸射时,他是这片天空的肆虐者;隔海寻隙企图闯入时,他是这片天空的鄙弃者;而此时此刻,他又是这片天空的什么呢?主人?还谈不上。客人?亦不大对。姑且算作身份未定者吧。但不论怎么说,四十年过去,这片天空已不再拒绝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忱欢迎的双臂……我顺着自己的思路固执地想象下去:这时候,汪老先生一定会下意识地用右手轻抚左手的伤疤,祈盼舷窗外的天空,永远永远,都是这般的亮丽、宁静。
  在一本空军政治部于六十年代编辑已经卷边发黄的《蒋空军人物小传》上,我查到:
  汪梦泉,蒋空军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别名汪尚略。四川简阳县三义
  坝高子堰人。1919年生。家庭出身官僚地主。
  1938年初考入蒋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蒋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及美国
  航校毕业。
  大兄汪连锋,原蒋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淮海战役被俘,1963年在
  抚顺战犯管理所。
  汪以往对蒋帮的统治有些不满,1948年曾对其兄汪连锋说:“蒋介石
  任用私人,孔、宋家族大肆贪污,滥发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如
  果不改善,总有一天要垮台。”
  汪作战经验多,指挥沉着谨慎,能夜航。1961年飞行时间达三千多小
  时。抗战时期曾参加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多次对我作战。
  先后获勋奖章二十余枚。1958年8月7日在福建上空率领一个中队与我机作
  战,被我击伤,逃台后曾说:“打得很惨啊,差一点就完了。”
  喜跳舞,赌博。
  汪梦泉老先生当然镂骨铭心, 1958年8月7日,海峡两岸空军二度过招,F-86与米格17再次交锋,他乃主角之一。是日清晨7时30分,汪上校领队,四架F-86从台湾新竹起飞,在海面盘旋数遭后,突由金门以东飞临晋江上空,实施威力侦察。
  五大队乃国民党空军主力,汪上校又为其中资深高手,他不避危难,亲闯“虎穴”,表明了此时此刻台湾高层的焦虑心态:连日来,共军飞机成群结队进入福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企图究竟何在?
  7时56分,漳州刘玉堤的空九师紧急起飞拦截应战。晋江——漳州空域,四架F-86与八架米格17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衔颈咬尾扭缠撕打。一场谁也没有把谁搞掉的空战,就像一场双方均未破门的足球赛,尽管热闹非凡,也失却了详述全过程的价值,唯有大陆“新秀”岳崇新对台湾“王牌”汪上校的斗智斗勇,仍不失为九天之上的“门前大战”,精彩片段已铸成空战的典范。
  今天,汪老先生或许会问,岳祟新究竟何许人物?很巧,我在一份1958年大陆空军“空战总结”中,查到汪先生这位冤家对头的小传,摘录如下,以释疑惑:
  岳崇新同志今年29岁,中农出身,文化程度初小毕业,16岁以前在家
  种地, 17岁入伍,19岁复员,20岁又在家种田,21岁1951年8月又入伍,
  12月到空军,1956年6月从十二航校毕业到二十五团(空九师),今年3月
  到6月参加整风停飞,6月26日由二十五团调二十七团改装56式(米格17)
  飞机。 至参战前总飞行时间只有233小时55分,基本上结束白天一般及复
  杂气象中队训练, 参战前在56式飞机上仅飞了7小时10分……战斗中,岳
  崇新共射击8次,除第一次的支援战友距离较远,其余7次判读结果,最近
  的280公尺,有4次为300-380公尺,最远650公尺。有三次可能击中敌机。
  岳崇新同志并不是老飞行员,训练课目并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过去没
  有参过战,而这次竟能击伤老牌的国民党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这说明,
  只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英勇顽强,敢想、敢做,即使初次出战,飞行
  时间少,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战术,发挥飞机性能,战胜狡猾的敌人。
  我想,读过这篇文字,心宽大度的汪老先生决不会因大陆方面曾用“狡猾”二字来描绘他而感气恼,国民党空军不也常常使用同类贬义词来形容他们的大陆同行么?如果真有什么勾起了老先生对往事的不悦和惊诧,不外终于看清了当年对手的真面目:原来那个差点置老子于死地的家伙,不过是个仅有两百余飞行小时纪录的农家子弟呀!
  姑妄揣测之,威名赫赫的拳师三十年前被名不见经传的蒙面汉重拳放倒,时至今日,拳师方知那蒙面人乃一嘴上无毛不知高低的年轻后生,心中滋味,岂止“很惨”,恐怕还得添上一个“窝囊”。
  汪老先生还有不知,当年那位敢到老虎腮上拔毛的初生牛犊,也是怀揣着与他相同的“窝囊”,在时时涌上心头的自责懊悔中走过后半截人生旅途的。
  在广东佛山某干休所,我怀着不远千里跑来寻找历史真实的冲动,轻扣岳崇新的家门。
  门开,已不是什么“年轻后生”,而是一位偏矮偏瘦、头发稀疏花杂、并无想象中英武之气、农民味挺浓的老大爷。自报姓名:我就是岳崇新。
  一想也是, 如果他不曾于1951年8月二次入伍,如今还不就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赤脚抡镢的老农民么?但千万别小瞧了农民,某种角度,中国数千年历史是由农民创造和推动的。
  一交谈便知,他是那种经过军营熔炉四十余载冶炼、剔除了陋习杂质、将全部优长提纯升华了的“农民”,亦是那种克服了千难万苦、终于展翅腾飞、在万里蓝天获得了自由、眼光和志向早已高远博大了的“农民”。
  农民出身的原空九师副参谋长的话题,是从他那排解不尽的“窝囊”开始的:
  我一想起1958年8月7日那次空战,就感到窝囊。真他妈窝囊。窝囊了
  一辈子啦。
  那一回,我绝对应该将敌一号机汪梦泉打下来的。头一次参加空战,
  没经验,心中没底,听老同志讲,到了天上要注意节约炮弹,不然,二百
  余发大、小炮弹几秒钟就能打光,打光了你就成了一只没有爪子的老鹰了。
  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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