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广场沸腾了！整个中国沸腾了！
下午4时，阅兵式开始。
受阅部队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接受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为前导，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威武雄壮地依次走过广场。
参加阅兵式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年轻的空军部队。
此时，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每架飞机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于9月22日出台，比地面阅兵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个月。此刻，距开国大典只剩下200小时了。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联名呈报党中央的阅兵报告以及在它之后拟定的1949年国庆阅兵情况，都没有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
“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
9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主持了会议。参谋长唐延杰、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以及各兵种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聂荣臻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精神。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开国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当聂荣臻和薄一波报告空军不参加阅兵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组建，这是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
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决定空军也参加阅兵，是不是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已无从知晓。
但是，空军既然能出动飞机撒传单，参加阅兵恐怕问题也不大。此事就这样拍板了。
“你们能出多少架飞机？”聂荣臻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
“最多20架吧。”常乾坤咬着牙说。
“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聂荣臻又把常乾坤和有关阅兵的空军同志请到自己家中，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
金秋9月的北平，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美丽的季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热烈进行。
此时，周恩来正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轰隆隆隆……”
震耳欲聋的引擎声霎时传入怀仁堂会场，正在聚精会神听讲的代表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有点儿坐不住了。
飞机？敌人的飞机？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立即感觉到会场上的惶惶不安。
他微笑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为我们会议站岗放哨。”稍稍停了一下，周恩来又用洪钟般的声音说：“同时，他们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阅兵准备。”
一阵欢呼声似乎掀开了怀仁堂的铁皮屋顶，座位上不少白发老人也像孩子似地拍起巴掌。
南苑机场上，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飞行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飞机。
飞机不仅旧而且杂，有P—51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C—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破车式的教练机，这些飞机，除了起义的外，几乎全是国民党遗弃的趴窝飞机，只能算是一堆零件，能展翅的早飞走了。
飞行员呢，也是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起义的，有被派到新疆去学飞行的教练，还有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
临时凑起来的飞机和临时凑起来的人员开始了受阅前的编队飞行。
领队邢海帆提出，机种复杂姑且不说，飞机又破又旧，人员彼此陌生，心里实在没底，能否在天安门试一下。
那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安民告示一下。如果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儿戏。
周恩来，这位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可以。
从天安门试飞回来，华北军区航空处江油处长打电话给邢海帆：
“周副主席把你们参加开国受阅的消息告诉了政协代表，全场掌声特别热烈。”
邢海帆握着电话机的手微微颤抖着，没有说话。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飞机轰炸了南苑机场，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组建了第一支飞行队，从9月5日起，战斗飞行队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同时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
从此，南苑机场每天都有4架随时准备腾空的战鹰，天一亮就处于临战状态，直到日落。机场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全是一路小跑。就是睡觉，飞行员的靴尖也是朝着停机坪。
每天，与东方天际的鱼肚白一同出现的是一片轰隆隆的沉雷声，寂寞的南苑机场落下一起喧闹。发动机试车的声音在宁静的早晨一传几十里，北平的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最后竟成了南苑机场卧着几百架飞机呢，飞行员们听后笑笑，并没谁去认真辟谣。
似乎这样更好，让敌人害怕去吧。
也奇怪，自从国民党空军从青岛起飞轰炸了南苑机场后，再也没有来过，再也没有“公鸡母鸡”在北平上空下过蛋。
外电报道，中共空军出动了以野马式战斗机为主的36架飞机参加大典。
大典前的常乾坤十分为难，当时我们的飞机太少，在天上飞忽啦一下子就全没了，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群众不满意怎么办？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不能再挪动了，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叮呤呤！”常乾坤接过电话。
唐延杰在电话中说，聂司令员讲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
空中阅兵方案送到了苏联顾问手中，这位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曾参与了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他看了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
常乾坤、江油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
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了！
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
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续上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这无疑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邢海帆同战友们彻夜不眠地研究着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受阅，就是旧中国也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51翅膀一甩，就窜出400多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几十公里。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高度，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交到大会筹委会了。四种飞机三个高度，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40年后，《当代中国·空军卷》专门撰定开国大典的空军这一章的陆文至大校坦率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做不到。建国35周年阅兵时，提前一年通知了空军。而那时，只有一个月的提前量。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几架P—51战斗机飞了两次，17架飞机就成了26架。
4时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在空中队长邢海帆的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接近东单时，从空中可见地面上的人流和红起，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成了欢呼沸腾的海洋。
“我们的飞机编队飞过来了！”
人们凝目向蓝天眺望。只见排列成“人”字型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的机群，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伴随下，展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军威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是这样的。苏联军事顾问站在观礼台上，不住地点头。
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缓缓抬起右臂，将手掌搭在了前额上，凝目仰视着天空。周恩来用手指着空中，同毛泽东主席谈笑着。
当17架银白色机翼上染有鲜红“八一”军徽的机群起缓地掠过毛泽东主席的头顶时，他笑了，红润的双颊透出一股令人钦佩的刚毅。
共和国的武装编制中，应该有能展翅跃上云霄的兵种。
在场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邢海帆第一个驾机通过天安门，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又似乎想了很多很多。
在这支精干的飞行队中，还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作国民党空军旗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将军。自他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又先后有43架飞机、100余人投入人民的怀抱。单是刘善本原来所在的大队，7年间就有十几人驾机起义。
就在前几天的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和海军的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时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6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开国大典后的当天下午，飞行员们刚刚返回南苑机场，就接到参加国庆盛大宴会的通知，邢海帆和战友们来不及换下飞行服，就兴高采烈地乘车赶到北京饭店。
盛大的国宴上，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来到飞行员席前举杯祝酒。
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希望你们努力。”
朱德总司令，举着斟满了酒的酒杯，边与大家碰杯，边高兴地大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敬酒，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三、陈毅想到了手下的虎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当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现已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军委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接收。”
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中央军委赋予航空处的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气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和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事宜。
随着空军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950年8月到1951年9月，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陆续扩建为华东、东北、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6个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调入的陆军部队机关和原航空处组成。
上海解放以后，聂凤智当了两个月被他自己说成是“简直是遭殃”的卫戍司令。于1949年的9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出任了教育长。
1950年7月28日，晚上8点钟，聂凤智等正陪着陈毅在军政大学的游泳池内游泳，一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跑来叫喊：
“陈老总，请您接个电话！”
“什么电话这么要紧，打到游泳池来了！”
陈毅一边朝池边游，一边问。
“北京来的。！”
北京？陈毅的心头闪了一下。不是刚从北京回来么？
今天上午，陈毅风尘仆仆地在北京参加完几个重要会议后刚刚回到南京。
陈毅是个大忙人，他身兼华东军区司令、上海市长等党、政、军数个要职，还兼任了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平时，他得不断地上海、南京两头跑。这次到南京，可以说是路过，马上还得到上海去。军政大学的领导向他请示汇报了一整天，立国之初，大事小事，新鲜事陌生事太多了，陈毅简直被“围攻”得喘不过气来。
“我说你们副校长嘛，副政委嘛，大主任大教育长嘛，该作主就作主嘛，怎么一来就抓住人不松手？告个饶，你们招待我游游泳，放松一下，什么事边走边说吧。”
副校长陈士榘、副政委钟朝光、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教育长聂凤智当然都求之不得，于是一边继续请示汇报，一边就簇拥着陈毅来到军政大学的游泳池。
游泳可是陈毅从三四岁就学会了的颇为自负颇为得意的一手。尽管这游泳有点像国家元首的“工作午餐”，他还是确实一入游泳池就完全“放松”了。
谁知这劲儿刚上来，却来电话了。
北京来的电话，当然事关重大。他来不及披条毛巾，就朝电话间跑去。
接完电话回来，陈毅的脸色陡然变得不好看，方才的勃勃兴致好像已被扫荡殆尽。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些什么。只听他挂了电话还重重自语：
“怎么搞的嘛！这是组织决定嘛！说好了又不来，朝三暮四！”
回到游泳池边，陈毅找了条大毛巾披着，依然神色不乐。
他凝思着站在那里呐呐自语：
“我就不信华东找不出一个空军司令来！华东有的是人才，很好的人才！”
神态间，似乎有许多沉重、不满和不快。
事后得知，电话是罗荣桓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陈毅：原定到华东来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某某人不愿来华东，原来的安排只好改变了，让陈毅立即在华东军区范围内物色一个人选报军委批准。
陈毅站着冷静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入游泳池内。池内，聂凤智他们几个还没有发现陈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