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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的左边有一条公路，拐了几个弯上了山岗就走在了汽车驾驶员为之胆寒的三段岌上。上得岌来，已经与镇上落差近千米了，两个耳朵就像坐飞机时从地面突然爬升到预定高度那样难受。在岌上放眼西望，东石、坝头、大柘三镇一马平川、尽收眼底，若天气好，再远点的南台山也清晰可见。你的眼神若从南台那边慢慢移动，再环顾四周，假若在夏、秋两季水稻还没有收割的时候，无论是绿油油的，还是黄澄澄的，都是诺大的一片。这时，睹物思义，不论你懂不懂诗和画，都能准确地切入毛泽东那“喜看稻菽千重浪”的诗情画意之中。
是啊！眼前的感觉就像在路旁看见一个金砖打造的脸盆般可喜、可爱。
人们也许会问：近代平远两次迁徙县城，像东石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成为县城所在地呢？有人说，见凡要建县、市的地方，都要依山傍水，也就是地理先生说的：“依山有靠，傍水带财。”你看这东石，依山是没得说的，但傍水却没有办法——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东石的寓意是：背靠大山——稳当，面向未来——辉煌。人们掐着手指算过，在东石镇当过一、二把手的人，一般都能更上一层楼的高升。至于东石本身，也许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你东石再好，也要推迟三、五十年才能真的富起来。
话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东石虽然有了几家国营工厂，人们可以亦工亦农，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人们谋生的手段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因而物质相当缺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据说，当时有个年近三十的未婚男儿，有一天，跟他那年近七十的老父亲说：“爸爸：现在看来，你确实老了，我也老大不小了！都怪我年轻时不听你的话，不务正业，被人看不起，到了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还是要抓紧时间找个老婆，以便在你闭目入土之前能看到孙子。”
老父亲一听儿子的话十分高兴，那嘴唇边上挂着的两片花白胡子立马顺溜了许多。只听儿子又说：“我可以十分清楚地向您老人家报告：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缺钱。”
这时，老父亲两眼噙着泪，眼看这泪水就要流在他那老脸上了，他才一边用颤抖的语调，略带满意的口吻说：“这才像我的儿子！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懂事也不迟！”一边将右手伸进上衣口袋里，费了好大的力气掏出了一个用手巾包着的钱包。只见老父亲非常认真的一层一层的打开钱包，然后从中拿出20元，双手捧到儿子跟前，说：“拿去吧，祝你好运！”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这老父亲的儿子是以谈恋爱的理由向他的老父亲要钱花。后来，一连数年都是这样。
几年下来，老父亲想想不对：只见掏钱出，不见儿媳归。就问儿子：“你的恋爱谈得怎么样了？”儿子说：“快了，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老父亲又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后一年又没了动静，这老父亲的身体已经越发不如从前了。
一天，老父亲躺在病床上，适逢儿子前来问安。这老父亲又催问儿子找老婆的事，儿子说：“难哪！还是那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喜欢她，而她不中意我。”可怜这个老父亲便从此一病不起。
他临终那几天颇费周折：人们看到他老是不肯断气，那些叔公大伯们就在他的病床前猜开了谜团，有的说：“他是担心死后没有棺材下葬，所以不肯断气。”
这时，他儿子倒算孝顺，立即向乡亲借了一副棺材放在本屋上堂。但是，老父亲还是不肯离开人世，又有人猜测说：“他可能是担心断子绝孙，才留恋阳间。”
这怎么办呢？人们左思右想，要使他觉得儿媳妇有望的感觉，只能做点文章了。儿子最后花了100元钱（相当于当时国家职工三个月的工资）从东石饭店请来了一个女服务员，权当自己的老婆，来到这位老父亲的病床前，儿子既棱模两可又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爸爸：我俩看你来了！”
然后，这位女的按事先的约定用手摸了老父亲的双眼。说来也怪，只在这时，这位老父亲才平静地断了气、合上了双眼。就这样，他可能算是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去了阴间。当然，知子莫若父，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已经听懂了这几年他儿子说的话了。
这就是平远流传的“有百分之五十把握”的掌故。当年，我在银行工作时的一个老领导，在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从这个歇后语为标题开始讲起的：“××人谈恋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这个故事的原意是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意思。我的看法是：事实上，一个人只要敢想、敢试、敢闯，做事情就有了50％的成功把握，虽然不敢说一定能赢，但反之则一定会输。
我认识的几个行长（一）
更新时间2008…10…3 9：35：55 字数：10773
我早年就读的广东银行学校作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培养的既是国家干部，也是广东省银行干部队伍的中坚。当时，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按部就班地根据其入学时确定的干部或工人的身份，由国家包分配。不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要自己找工作。
当时的广东银行系统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广东银行学校毕业的学生比国家各类财经大学毕业分配来广东银行系统工作的学生更吃香。为什么呢？人们考证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省以下的银行的工作主要是事务性的日常业务，不是非要理论上顶尖的人才不可。相反，银校毕业生更有实践经验，更快上手。二是广东银行学校的校长是省人民银行的行长兼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极尽呵护之能。要求学生在学完每一门业务课后都到基层实习，由各支行的骨干包干培养，能放手后再返回学校学新课。而接受实习的支行把培养实习生当成完成上级领导的任务来认真对待，这样，教的和学的都同受一个上级的约束，质量就有了保证。实践也证明：学生毕业分配到银行后确实好用。数十年下来，就应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训，这银行学校就成了广东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了。
我毕业的时候也是抢手货。起先是学校本身在我未毕业时就多次要我留下当教师，我没有多少主意；后来又说省分行要一分为三，我们全班都要留在省里。也是因为当时年青，我们每天晚上散步在珠江岸边的长堤，在夏天，看到很多人睡在长堤上过夜，就觉得在广州生存太难了，还是老家舒服。于是，就由父亲出面，由平远县人民银行写了个公文说我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即将毕业，请予安排返回老家工作照顾其父亲，云云。此公文发到广东省人民银行，省人民银行的行长黄维礼同志是建国前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看到这个公文，二话没说，批准了文件，即叫秘书送给省银行学校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肖钦华同志办理。因此，我就由谁都想留下，而又谁都没有阻拦地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平远与我父亲同住一栋楼。
当时，平远刚刚完成人民银行与农业银行分设，父亲在农业银行，我在人民银行。
我到了县银行后恰逢银行招了20多个新员工，那么多青年人突然凑在一块，自然十分热闹，而父亲的老同事们对我表现出很热情的样子。我父亲还比较冷静，他曾对我说：“建国后，在你之前，平远只有两个银行学校的毕业生，一个是刘行长，他24岁就当了副行长到现在。另一个是早年当了行长后被打成右派刚复出的黄同志。你回来后，可能什么看法都会有的。”我在平远工作12年，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父亲说的还是对的。
在这篇文章里不说别的，就说说我眼中的几个行长。
（一）我认识的两个支行行长
我认识的第一个行长叫冯志元。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前在部队已经官至县、团级了，而在国家行政26级中的级别是18级。
现在的人们对行政26级的概念可能已经不太清楚了，事实上它不仅是国家干部凭以领工资的规范，更是个人在干部系统中地位高低的标志。一般说来，8级以上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15级以上是中层干部，18级以上是基层干部；而18级以下就没有说法了。以前，很多中央文件在注明传达范围时都会注明行政级别，如“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和行政18级以上干部”。
据说，冯行长从部队转业时，被安排在县里科（局）下面的股级公司当经理。也就是因为有一次县委召开会议，末了，主持人要求18级以上干部留下，要传达一份中央文件。很多局长都因为没有资格听而不得不走了，而这冯同志就坐在台下，没有走，与县领导一起听传达。这时，台上的领导人显然比台下的人多。县领导一看，觉得对他的转业安排定职不妥。于是，很快就安排他当了商业局副局长，后来调到县人民银行当副行长。
人们看了这段介绍，也许对冯行长不要官、不强出头的秉性已经了然于胸。我要说的还有他在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地方。
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而又很宽厚的人。
1980年，保险业务恢复了，这业务就挂靠在我所在的信贷股。发展业务提成的手续费开了个存折，取名“张保”，由我保管。
当时，股内老同志要我向行长建议，从手续费中给信贷股的同志每人买一条毛巾，擦擦汗。我很小心地向行长提出来，他一边听着我的请求，一边用慈善的眼神看着我，生怕伤着我的自尊心，慢慢说道：“以什么理由买呢？外勤？储蓄股也有外勤。用什么钱买呢？如果外勤真的需要买，那就从单位费用里出，也不要用张保的钱。”
我听了行长的话，红着脸，还算服气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也是这年，我们一批年轻人入行后成立了团支部，我任书记。当时结合银行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墙报。人们满意地看到行里呈现活气的同时，也对青年干部表现出担心。因为青年人的思想是最活跃的。譬如，老同志宣传储蓄，总是连哄带劝，不敢说负面的话。而我们的墙报就不同了，什么中性的、负面的、反面的案例都敢上墙。
一次，与我关系不错的储蓄股的老股长找到冯行长，说：“这墙报不行，搞下去会影响存款增长。”要行里干涉。
冯行长也不多说，对墙报的内容看了又看，始终没有否定墙报。
他是一个不爱占小便宜，而又喜欢与部下交心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家干部是一帮穷干部。通常人们每月领到40来元工资，单位每人每月的伙食大约9~15元，剩下的就要养家糊口了。那时若碰上喝一顿同事的喜酒，十几个国家干部凑钱买一个热水瓶，弄张红纸写上十几个人的名字作为贺仪，大家就结伴去狠吃一顿。
冯行长的工资将近有一个半干部的工资那么多，虽然有五个孩子，生活也不宽裕。但遇到什么节日，他经常会叫主要业务干部到他家吃饭。他是个有心的人，生怕前来吃饭的人买一些东西来反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是在下午下班商店关门后通知同志们到他家做客，因而大家都来不及买礼物。被请的人都很激动。
在他主持工作的时候，不论他来不来银行，各部门都是很认真地做好工作，从不敢马虎的。
他是一个讲团结的领导和德高望重的长者。
八十年代初、中期，银行开始在社会上吃香起来，上级为了还基层银行的福利欠帐而大幅度拨款为基层银行建设职工宿舍，我们山区行更加受到省行的同情。一轮拨款下来，建设的宿舍除了解决男职工的现时住房困难外，竟然还有剩余的房子等着未婚男青年职工结婚分房。当时，地方有一条规定：每个单位分房以男方为根据。这样，在银行工作的女职工不论住房有多困难，都不能在银行分到房子。
1983年，支行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有的职工提了一条很尖锐的提案。说：“支行领导处事不公，有的男职工没有结婚就分到了房子，而有的职工再困难也没有房子。”而我就是没有结婚分到房子才结婚的人之一。
当时，一个收集提案的股长十分高兴，想用该提案发挥一下。而冯行长也是该提案涉及的当事人之一。他在审议会上仍不失笑容地说：“不要把方向引向具体的那个人分了房而那个人没有分房，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不是我们开职工大会的目的。以男方分房的原则是地方的规定，我们照办也没有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房等着人来住，可以请职工代表研究，提交员工大会通过，男女职工是否都可以在银行分房。行不行？”
大家都表示服气。从此，平远的银行系统就有了男女都享受分房的待遇。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1982年前后是平远工业的崛起期，一方面，产值、销售、利润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各种消耗、资金占用水平相当高，很浪费。当时，国家进行清产核资，开始强制调控经济运行，银行作为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但也受到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时候，冯行长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里批评，他硬是顶着压力、承担起责任，然后骑着自行车急忙赶回银行了解问题，提出善后方案。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行长领导下，做死了都愿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冯行长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人。
在2001年春节的时候，我到平远看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冯行长。他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