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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着一米七的个头，给人的感觉是很精干。脸上也还算清秀，说话有点沙哑，使人感到他因为肾水不足而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也可能正因为这个声音，有心人会意识到，任凭他有多勤劳吃苦，肾水不足是男人致命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家乡已经实施了分田到户的政策，也叫“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山也分给各家各户管理，叫自留山。这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九点多钟，明标兄弟就到了名叫磨石嘴的自留山上垦荒种树。这块地方的下边有一条小路，是泥坑村和猪嘛坑村乡亲与大村往来的必经之路。每当新春的初一、初二、初三，人们喜欢互相串门给长者和亲朋拜年，而大年初一是不能到别人家吃饭的，因此，上午12点之前是拜年的最佳时间。大至上午十时，路上走来一位与泥坑村有亲戚关系而与明标同属一个生产队的同龄人，他正要到泥坑村向长辈拜年。走到山脚下往上一看，看见明标在挥锄开荒，觉得今天上山劳动也太玄乎点了，就仰起头跟明标打起了招呼：“老标，为什么那么早哇？”
明标一边垦着荒一边回答道：“哎呀，日子不多了！”
这位又说：“日子有多长，活就有多长，你悠着点！”
明标没有再答话。
人们想不到的是：这年夏天，明标就十分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只有三十来岁。而他下葬的地方，正是本年的大年初一他所垦荒之地。他的墓门正向着村里和他的老屋方向。而墓地山下的小道旁正是生产队分给明标一家的责任田。据说，明标的老婆每次要到责任田里干活，来到这山脚下的时候，想着明标在世时的种种好处，想想未成年的三个孩子，想想孤儿寡母生存的艰辛，就忍不住要泪雨滂沱的大哭一场。人们想象明标老婆在责任田里边劳动边痛哭流涕的情形是十分同情的，我的心里也特别难受。我曾经在回到村里的时候，两次在近距离默默地眺望着他的墓地，聊表哀思。
这种一句话成忌语的故事在中国并不少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汉族的人们见面要说好话的初衷。我从儿时起，在农村生活期间听到的三个故事可见一斑。
第一个故事。
据说，邻村有一家六口人：爷爷、奶奶，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六岁，一个九岁。在这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吃团圆饭的时候，老爷爷告诉全家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家不要讲粗话、脏话，要知道避讳。”
六岁的小孙子突然问道：“爷爷，什么叫避讳？”
爷爷想了想说：“避讳就是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有些话呢，不能像平时那样讲。”
孙子又问：“哪些话不能像平时那样讲？”
爷爷耐心地说：“譬如，要喝汤，明天就不能说要喝汤，而是要说：‘要剩子（圣旨）’，总之，你们两兄弟尽量少讲话。如果你两兄弟做得好，爷爷会再给你们红包钱的。”
爷爷还想讲些什么，两个孙子高兴地打断爷爷的话说：“知道了！”就跑去与小朋友玩去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了，村里大家都怕早起，以免被人打招呼时说：“你早啊！”（在平时，这个“早”字是赞扬人们勤劳的意思，但在新年则暗含“早去”、“早死”的寓意），这家也是十时才起床。这时，两个孙子的肚子已经空得“轰轰”叫了，大人们很麻利地做好饭并将饭菜端上桌，叫大家吃早饭。这小孙子想用汤下饭，但忘了爷爷说的将汤改叫“剩子”的话，怎么办呢？只见小孙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碗里的饭挖了一个小洞，然后跟爷爷说：“爷爷：你看，你的洞我都挖好了。”
这四个大人们听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而爷爷那古铜色的老脸也渐渐变成了红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洞”字寓意坟墓，家人能高兴吗？小孙子也不知闯了祸，满脸委屈地等着大人们的关照。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刚围着桌旁坐下，一向很乖的大孙子想想：“爷爷昨晚不是答应给我红包的吗！到现在都不给不就没有了？”于是，大孙子就很认真地说：“爷爷！这下你死定了，你欠我的钱呐！”
这话一出，不得了啦！除了两个孙子仍盼望着爷爷兑现承诺给钱，心头还有点激动外，这四个成人的心一个比一个冰凉。
自此，爷爷一个新年都闷闷不乐，正月十五便卧床不起，不到清明就离开了他的儿孙。
第二个故事。
我有一个堂兄结婚后在十三年间生了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家里还有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母亲。在六、七十年代的广东农村，这样的家庭，日子自然过得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凭着兄弟叔侄的关照，加上堂兄的母亲一生都很会做人，临老了福庇儿孙，左邻右舍接济的事三天两头就有一回。因此，两个劳动力，养起九口之家的故事，就成为现实。
当然，生活清苦是必然的了。堂兄夫妻对此心态倒还淡定，常想：“哎，苦点没有关系，只要衣服穿得整洁，吃的东西吃好吃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也期望着日子好起来，这叫人生的奔头。就这样熬到1972年，大儿子已经十岁了，已能带弟弟妹妹到外面玩了。
这年大年初一，堂嫂早起做了一些家务，眼看将到十点钟，还不见六个子女的身影。就到了儿子的床前，打开蚊帐一看：好哇！在一米五宽的大栏床上，这头三个、那头三个的交叉睡着六个孩子。数数那腿足足有十余条之多，加上那些东横西叉的手，看上去就和门坪上堆着的木柴一般壮观。堂嫂心头涌出阵阵暖意：有英雄母亲的满足感，有望子成龙的企盼感。当然，也有现实生活的压迫感。她若有所思地在心里说道：“生活就像是一盘杂锦菜啊！”
这时，她也没有忘记打开蚊帐的来意，她不无怜爱地说：“大满仔！起床了！带弟弟妹妹起床了！”
只见他的大儿子醒来睁开两眼，试图起身，又躺下去了。有点撒娇似的嘴上喃喃地说：“起不来了！起不来了！”
这时，大嫂立即变了脸色，说：“开你年羹头（新年被长辈揍的意思）！大吉利市！起来！新年大发！”
这大儿子也算是乖巧之人，看见母亲发火，立马起身，很快率领弟弟妹妹鱼贯而出，也不用洗脸，到吃饭房间吃早饭去了。
自打这年开始，堂兄家就没有轻松过。当然，原来也欠生产队的钱，但打这年以后欠得就更多了，每年少则三、四百，多则五、六百（相当于当时一个国家干部一年半的工资），都是欠着队里的粮食款，一直是队里的第一大超支户，真应了那句“起不来了”的话。直到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转为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欠款都一风吹了，家庭经济状况才算有了改观。
第三个故事。
我小时候，上屋叔公和本屋的三叔以及外屋大伯津津乐道的叙说，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据说，过去，我们国家有个皇帝企望长生不老，就请了一个道士炼丹，从此迷上了金丹。谁知皇帝越吃那玩艺儿，身体就越差，两三年下来，只剩下一把骨头，已经不像人样了。
眼看皇帝不行了，这时有个国师给皇帝出点子说：“你要用占卜的方式取个预头，看看上天是什么想法，或许能把病治好也未可知。我看这次就请个毒妇来占一下，看她嘴上吐出的是吉是凶。你看怎么样？”
皇帝允诺，并和国师商量了老半天，皇室内算得上“毒妇”的只有弟媳妇莫属。于是，就决定去招惹这位皇室中脾气最暴躁、嘴巴最损的弟媳妇，看她嘴上讲什么。
一天，皇帝看了时辰：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多钟），天已经黑下来了，当时没有电灯，虽说皇家，也光明不到哪里去。皇帝利用天黑来到弟媳妇的房门口，正碰上弟媳妇出来，皇帝左手一把拉住弟媳妇的手，右手紧紧抱着她不放。弟媳妇一时没有看清楚是谁有那么大胆竟敢调戏她，只见她一边挣扎一边说：“皇帝你做啦？敢抱我！”
皇帝一听，心想：这话说得不错，我不就是皇帝吗？但又担心她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出来，便用手捂住她的嘴，想叫她不要再说话。只见弟媳妇脸上涨得通红，冒出了一句话：“窒息死啦！窒息死啦！”皇帝立即松了手。
不多久，这个皇帝就撒手西归了。有趣的是，他确实是被窒息死的。原来，皇帝是金丹致病，元阳耗尽。在皇帝病入膏肓的时候，呼吸十分微弱，可以用气若游丝来形容。一天下午，他的老婆——也就是皇后——来探望，看见皇帝病成了这个样子已将不久于世，猛的想起当皇后的万般风景和不尽荣华，禁不住悲上心头、号啕大哭起来。那些守在皇帝身边的人看看皇后都哭了，自己不哭就是不忠，于是也跟着哭将起来。这哭声传出去还不招来三宫六院、皇亲国戚一贯人等？
不一会，皇帝宫中的人越聚越多，自然也是哭个不停。这时，皇后已经哭得晕死过去被送回后宫。后面进来添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大臣们都以为皇帝已经死了，开始操办起皇帝的后事来。不多久，就把他抬进棺材里。皇帝就这样米水不进地在棺材里呆了两天，只剩下有出气的劲儿，没有进气的份了。这时，盖棺材的仪式开始了，只见棺材匠用铁钉紧紧钉牢棺材的上下盖，再用石膏沾缝，以防漏气。
就这样，人们把气若游丝的皇帝放在棺材里活活地窒息死了。
村长的悼词
更新时间2008…7…12 7：53：56 字数：2610
镇里有个樟树村，坐落在全镇交通最发达的南边，全镇的人若要到县城、出广州什么的，一概要经过这个村。
说起这个村名，还有一番来历呢：村里也是住着客家人。什么是客家人呢？就是早年住在中原一带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灭族的危险，举家、举族南迁的人们。他们一路走来，为了不与本地原住民争地闹矛盾，就寻找原住民不要的地方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相对于原住民而言，这些后来者是客，故称之为客家人。这是南中国乃至台湾、香港、澳门客家人的共性。来这个村开疆辟土的客家人的祖先姓张，张姓在这块地方开荒造田、立稳脚跟后，人们就把这个村叫张田村，当然，村里后来发展到姓沈、吴、韩、黄、谢的人都有。也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造反派说：“张田村这个名字是封、资、修的产物，一定要改。”改什么名好呢？
这时，人们想起了早在建国之初，为了解放台湾而修建的战备公路正从村里破村而过，也就是后来在国家地图上标明的206国道的其中一段。而路上种的樟树经历近二十年风雨，已经可供人们纳凉避雨了。张姓老者议论了一番后说：“就叫它樟树村吧，一来，‘张’与‘樟’同音，就跟‘谢’姓与‘解’姓一样，不忘祖先踏荒之苦；二来取意于祖国统一的路树，谁还敢说什么不是！”
就这样，被叫了上千年的张田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改名为樟树村。
现在的人们有一句口头语，叫做：“若要富，先修路”。这张田村已经在五十年前就由国家把路修好，生活上比别的地方富裕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村里工作的是张书记。这人不像一般的村官那样，土里土气，倒有几分知识分子气味，说话慢慢吞吞的，生怕因为讲话太快而把舌头搅坏了；而劳动也不像别村的书记那样以力气让人肃然起敬，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每当别村的书记卷着裤腿走在田间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双布鞋跟村民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让全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当了村书记五年后，村办公室就从张姓祠堂搬出来了，而张姓祠堂作为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就连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刷在祠堂两边斑斑剥剥墙上的标语还忽隐忽现的能看个大概：
左边墙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右边墙上写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加巧干，实现亩产三千斤！”
人们从张书记的小事中不难体会到他的为人。因此，他虽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想的农村干部，但公社党委还是颇能体察民意，不敢轻意换他。
1970年，张书记的老母亲韩三妹伯母在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无病无灾地离开了人世和她日夜呵护着的子孙。这不但使张书记一家十分悲痛，也使得全村父老乡亲都十分意外。不到一日，全村的悲痛氛围就蔓延开来。
那个年代，人们都在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文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去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的人民团结起来。”因而，在当时，每个村有人死了，只要他的身份是贫、下中农，就一定要开追悼会，全村人聚在一块，敲锣打鼓送他最后一程。现在，张书记的母亲去世了，更是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做的。村里的干部迅速赶到张书记的家里，与张书记的心里一样悲痛，张罗着处理他母亲的后事。
追悼会依期于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会前，送葬的人们把韩三妹大娘灵柩抬到大堂门口，按规矩做了盖棺仪式，就等待开完追悼会把她送到对面山上下葬了。
追悼会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村长致悼词。
会议开始时，只见主持人以十分悲痛的语调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的追悼会现在开始。向韩三妹伯母默哀三分钟。”
人们静静地低头注视棺材三分钟，然后，主持人说：“默哀毕。由沈村长致悼词。”
这时，双眼通红的沈村长从右下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深沉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