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别人拖就垮台了。我想，那些好心的同志现在大概可以想通了。”
陈毅：“想通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和蒋介石打仗，是黄河为界，举手不悔。还有的同志说：就像关公战黄忠，关公退两步来个拖刀之计，把黄忠活捉了；蒋介石是中了毛主席的拖刀之计。我们一下子进到中原，捅进蒋介石的胸膛。”
毛泽东开怀大笑：“大别山离南京很近，大别山放一枪，南京都要摇一摇。蒋介石不是要把我们赶进沙漠吗？那好，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把他赶下大海！”
毛、周、任、彭、贺、陈谈战局、讲战略无止无尽。
警卫团的战士后来回忆：那次迎接陈毅，小饭厅的灯亮了半宿。
l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月中央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入
即便是这样高级别的会议，有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也没有拿到会议上。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几个直接有关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毛泽东对陈毅谈了。
这是一个魂系战略全局而又应由陈毅和粟裕全力承担的大问题——向江南做战略跃进，继大别山跃进之后第二次跃进！
这并非毛泽东的突发奇想，“两个跃进”是他的一个构思整体。
此前陈毅已得到毛泽东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陈毅亦在复电中屡次报告：“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作战。”
新的战略跃进需要陈毅、粟裕承担。
伟大的战略远景展现在陈毅面前。
安徽临泉河南新县1948年2月1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前指”、“后指”分开已经52天。
将近两个月，刘邓分手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分开，无论是发给中央的，还是各大战区的电报，仍和以往一样签署着密不可分的“刘邓”二字。
第2纵队在掩护第10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潢川、固始，吸引已南下进入“前指”所在的新县、商城地区之敌第48、58师匆忙回救。待两敌行将逼近时，第2纵队又自固始分路插向皖西，歼敌第46师一部，迫敌继续东调。进入1948年1月，陈再道再次利用敌人欲寻刘邓主力决战的心理，率部忽东忽西，将敌第10、11师等部一直牵至淮河以北，尔后又突然渡河折回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商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11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与第2纵队行动同时，分驻皖西太湖、霍山等地的第3纵队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演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第7、28、48、58、46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18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巨任务。
第6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志先带领第16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心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肢，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1纵队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粟、陈谢集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4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10、12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为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的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假若把所有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伯承昨晚离开临泉县张庄，行程60里到达韦楼。此时，敌人主力已北渡淮河，企图再次“围剿”，其便衣特务已接近野战军司令部的后卫部队。
刘伯承本来有一匹马，但天色漆黑，崎岖不平的小路又覆着积雪，那马一步一个趔趄，刘伯承只好下马与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跋涉。警卫员几次抬来担架，都被他拒绝了。
天色微明，刘伯承立即指示架电台。
自从和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他多年的习惯改了：每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天气、问敌情、看地图；无论行军新到一地，还是清晨起来，头一句话便问：“邓政委在哪里？”“他的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部队离他多远？”有时电台难以沟通，他就亲自守在电报机旁。一旦收报机传出大别山的信号，他便俯身凝神细听。
在韦楼的“后指”和在新县的“前指”电台沟通。
参谋向刘伯承报告：“邓政委现正在电报机旁。”
“好。赶快告诉邓政委‘后指’所在位置，然后报告我们掌握的敌情。”
经过整夜的行军，刘伯承还没有倦意。他在屋外站了几分钟，一任寒风拂面。又转回来，说：“最后，问邓政委好。”
同一时刻。新县境内。“前指”。
邓小平守在电报机前。发报员敲发出了最后一组密码。邓小平说：“告诉司令员：我好。问候司令员。”
窗外已是霞光满天。
邓小平是前天进入新县县境的。他要在这里为鄂豫二地委作个形势报告。
快到春节了，村子里已经有了过年味儿，不少人家在杀猪宰羊蒸年糕，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
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驻足看了几遍，忍不住笑了。
对联左右对仗：大别山纵横南北，蒋介石不识东西。
横批：红军必胜。
邓小平自语道：“‘识’与‘是’，这个谐音很有意思。”
前面有一个水塘，一群战士正踩水车往外抽水，有几个人还用脸盆淘。水塘里的水已经基本抽干，一条条鱼在淤泥浅水中蹦蹦跳跳。
邓小平停下来问：“这个水塘是谁家的？”
战士们干得正欢，头也没抬：是口荒塘，没主。
邓小平又问：“那么，打下的鱼准备怎么办？”
一个战士抬头见是邓小平，慌忙招呼大家停下，说：“报告政委，这确是荒塘。我们问过，都荒废很长时间了。快到春节，我们……我们想改善一下伙食。”
邓小平：“查清了就好。自力更生，准备年货，这也很好。但你们想过竭池而鱼有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都摇头。
邓小平说：“过了春节，群众就要开始春耕了。大别山上的每一滴水都很宝贵。请你们捉完鱼，再把水塘蓄满，留给老乡种田时用。”
战士们都说：保证把水池蓄满。
走过荒塘，就到了临时会场。
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
邓小平笑道：“同志们都很辛苦。春节快到了，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会场响起掌声。
邓小平接道：
“咱们中国老百姓过节都讲个吉利。我今天就是来讲‘吉利话’来的。有同志问，我们反攻究竟取得了多大胜利？毛主席说了，自反攻以来，歼敌69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12月歼灭11万，总计80万。自进到大别山以后，9月至12月，我们并未大打，也打掉了敌人五个旅，歼敌5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96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1000里，开创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战术也展开了，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
邓小平分析全国战局，揭示敌人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最后做了结论：
“我们要看到两点：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我们把它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总之，胜利不是遥远的2”
2月7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接见鄂豫区领导人，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做好对付敌人残酷“清剿”的准备。之后，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更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至此，大别山主力转出以及内线坚持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妥，新的战略远景即将变成辉煌的现实。
不难设想，野战军主力转至中原作战之后，大别山区面临的将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皖西、鄂豫、江汉、桐柏军区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共产党不会像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
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
安徽临泉 韦寨 1948年2月24日
元宵节。
黄昏过后，天边明月高挂，地上灯火通明，连早春的晚风都带着扑面不寒的暖意。一年明月从头圆，在这传统的团圆之日，村村户户一片喜庆气氛。
“后指”早上离开张大庄，经沈邱、李桥，行程80里，天黑后抵达韦寨。
杨国宇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糯米粉，还有一包白糖，发动干部战士包元宵。他一面张罗，一面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喜的消自：
“面要省着点用，一定要包够数，每人两只，一只不能少。啥道理？一只代表‘后指’，一只代表‘前指’，吃到肚里，代表‘前指’、‘后指’大团圆喽！”
今晚，邓小平将率领“前指”到达韦寨，与“后指”会师，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开了。
刘伯承早已等候在韦寨村外的野地里，他的身后是两排长长的欢迎队伍。刘伯承在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前方。75个日日夜夜虽不算漫长，但这毕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最久的一次分别。
“邓政委来啦！”一个战士喊起来。
夜色中，马蹄嗒嗒，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看不清，向前走几步，停下，突然大步。
邓小平远远地跳下马，朝刘伯承奔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语言显得多余。军人、统帅的重逢，两双紧握的手包容了全部的情感。时间在这巨掌相握的一瞬间凝固了。
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甸甸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也在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10里夹道欢迎的队伍响起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紫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楼，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上面记载着这样的数字——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由浩浩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当代著名作家徐怀中当年也是刘邓战士。他和其他一些人是最后一批转出大别山的。他们分遣在新县地区开展工作，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更长一些，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时间更长些一样，吃苦自然更多些。他对笔者说：
“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拔号的声音时，我们都止不住哭了。”一位参加过大别山进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曾饱蘸激情写过一首诗词，可惜我们没有查到他的名姓，实在遗憾。我们没有机会征得他的同意引用这篇诗词，但我们感激他为后世记录下如此壮怀：
四十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