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好了，还是接着谈苏联舰队还可能要干些什么吧。”总统命令道。
“先生，这绝不可能是一次演习，很可能是真的干起来了。这可能是对北约组织发动的一场常规战争的序幕，第一步是封锁海上交通线。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取得了战略突袭的全面优势。但是，现在他们却这样明目张胆地调兵遣将，这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给予迎头痛击，这岂不是把已经得到的优势又白白扔掉了吗！而且，苏联的其他兵种也一直按兵不动，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陆军是这样，空军除海上侦察飞机外也是这样，太平洋舰队照样在进行例行的训练。
“最后一种可能是企图进行一次挑衅或者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某种声东击西的目的。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行动仍然不合情理。在通常情况下，单纯的挑衅是不会在人家前院进行的。总统先生，大西洋现在还是属于我们的。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冰岛、亚速尔群岛以及我国整个海岸线上都有我们的基地，而且大洋两岸有我们的盟国；只要我们决定这样做，我们就能在整个大西洋上空建立空军优势。虽然他们的海军在数量上很庞大，而且在某些重要地区也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指挥能力却不如我们，至少目前还赶不上，更不用说现在又是在我们的海岸外。”瑞安喝了一口水。
“所以，先生们，眼前的情况是，一艘苏联导弹潜艇正在海上，而两大洋上的其他导弹潜艇却全部返港，他们的海上舰队接到命令击沉那艘潜艇，并且冲我们这个方向追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情报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这艘潜艇上共有多少官兵，博士？”总统问。
“我们估计有110个人左右，先生。”
“也就是说，这110个人同时决定叛逃到美国来。这个想法可不赖，但是不太可能吧，”总统不无讽刺地说道。
瑞安早已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这有先例，先生。1975年11月8日，苏联一艘‘克里瓦克’级‘前哨’号导弹驱逐舰，企图从拉脱维亚的里加逃往瑞典的哥得兰岛。舰上的政治委员瓦列里·萨布林带领了一伙造反士兵把军官们全部锁在船舱里，开足马力冲出码头驶向大海。叛逃差一点成功。但是，苏联空中和海上力量的配合攻击，迫使他们在离瑞典领海还不到80海里的地方停止了航行。再有两个小时他们就可大功告成了。萨布林和其他26名水兵经军事法庭审判后，全部枪决了。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也收到好几起苏联舰只，特别是潜艇发生兵变的报告，1980年，苏联一艘E级攻击潜艇在日本海岸外浮出水面，舰长声称艇上失火。但是我们和日本的海军侦察飞机拍下的照片都看不到浓烟或从潜艇上抛出的任何被火烧坏的残物。然而，艇上人员的伤势却充分证实了艇上发生过暴乱的事实。近几年来，类似这样的报告我们收到过好几份，我承认这次事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并不是绝无先例的。”
福斯特上将把手伸进上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带塑料吸嘴的雪茄烟，在点燃的火柴后面，他那两只眼睛闪亮着。“我说各位，我差不多相信是这回事了。”
“那好，把你的理由说给我们听听，上将，”总统说道。“因为我还不相信。”
“总统先生，指挥兵变的人大多数是军官，而不是普通士兵。原因很简单，士兵不会驾驶舰艇；而且，军官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和文化程度，知道叛乱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苏联海军中，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那么，这次为什么就不会是一群军官在干呢？”
“艇上的其他人都会跟他们走吗？”佩尔特问道。“而且明知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会有好下场也置之不顾？”
福斯特一连吸了几口雪茄，说道：“你下过海没有，佩尔特博士？没有吧？那好，现在让我们打个比方，假设你现在搭乘‘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游船作全球航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见游船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但是，你知道船的准确位置吗？你不知道，你知道的都是当官的告诉你的。当然喽，如果你懂一点天文知识，你也许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纬度，误差不超过几百海里；如果善于观察而且还懂得一点球面三角学原理，你甚至还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经度，误差也不会超过几百海里。我说的没错吧？这些就是你可以在船上看到的。
“而这帮人是在潜艇里，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如果有几个军官，哪怕只是部分军官，干了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艇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艇上人员怎么会知道呢？”福斯特摇摇头。“他们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连我们的水兵，虽然受到的训练比他们要完善得多，也不可能知道。别忘了，他们的水兵几乎都是应征入伍的。一登上潜艇，就同外界完全隔绝了。除了极低频和甚低频通信，其他无线电通信都不起作用，而且电文全部是加密的，必须通过通信军官，所以，通信官必定参与此事，导航员也一样不可少，他们和我们一样，使用惯性导航系统。我们从夏威夷海岸外打捞出来的那艘G级潜艇上得到的就是这种导航系统。这种导航系统使用的数据资料也是加密的。导航员的助手把仪器上的数字读出来，由导航员在密码本上译出实际的数据。红军中陆军使用的地图属于机密文件，这在海军中也是一样。士兵看不到海图，而且又不允许他们打听舰只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导弹潜艇上尤其如此，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这些潜艇兵都要干自己的工作。你到了海上就有你的一份工作，你就得完成。在俄国潜艇上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至18个小时。这些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受过的训练非常简单，学会一两项工作就匆匆出海，而且要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苏联人的训练办法是死记硬背，尽量不让他们独立思考。所以，每当舰艇大修时，抄家伙干活的反而都是军官。当兵的既没有时间也不习惯向军官打听他们在干些什么。你干你的事，别人也干他的事，各尽其职。这就是海上纪律的真正含义。”福斯特在烟缸里掸掉了烟灰。“先生，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把军官们争取过来，不一定全都争取过来，事情就可以成功。争取十几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召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要容易得多。”
“会容易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丹。”希尔顿上将提出了异议。“再说，艇上至少总有一名政治委员，再加上几个情报机关安抽的‘鼹鼠’。莫非你真的认为一个党的驯服工具也会干这种事吗？”
“为什么不可能？瑞安刚才说了，那艘苏联驱逐舰上的兵变就是由政治委员领头于的。”
“没错，可是从那以后，苏联重新调配了各舰艇的领导。”希尔顿并不示弱。
“就连克格勃分子还不断地叛逃到我们这边来呢，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福斯特回敬道。显然，他倾向于同意俄国潜艇叛逃的分析。
总统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对瑞安说：“瑞安博士。你的分析已经使我信服了，从理论上讲那是可能的。现在你说说，中央情报局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这件事？”
“总统先生，我是一个情报分析人员。而不是——”
“我完全明自你是干什么的，瑞安博士。你的报告我看过不止一遍了，看得出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瑞安连穆尔法官也没有看上一眼就脱口而出：“紧紧地抓住她，先生。”
“就这些？”
“当然不，总统先生，也许不那么简单。不过，拉米乌斯可能会在一两天内在弗吉尼亚的某个海角外浮出水面，要求政治避难。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瑞安看到在坐的头头们都点头同意，终于有人支持了。
“这下你可惹出麻烦来了。”总统和蔼地说道。
“先生，您要我提意见的。事情可能并不象我说的那样简单。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正向我国海岸驶来的A级和V级潜艇打算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建立一条有效的封锁线。”
“封锁，”总统说，“这个词可难听。”
“法官，”希尔顿上将说道。“我估计，你当初一定认为这是一个假情报，旨在暴露为你提供这份情报的高级谍报人员，对吧？”
穆尔法官淡淡地一笑，说道：“这样想过，上将。如果说这是一场骗局，那可真是一个杰作。是我们告诉瑞安这个情报是可靠的，让他在这个前提下作了今天这个情况介绍。如果情报不是真的，由我负全部责任。”瑞安默默地祝福：上帝保佑你，法官；但心里不禁又在嘀咕这份“柳树”情报来源究竟隐藏在什么样的金字招牌底下。法官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先生们，无论我们的分析准确与否，我们对苏联人的这次行动必须有所反应。”
“有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结论，法官？”总统问。
“有，先生，我们正在设法。”
“很好。”总统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瑞安觉得他说话越来越干脆了。“法官说得对，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我们必须作出反应。先生们，苏联海军正向我们的海岸逼近，怎么办？”
福斯特上将首先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的舰队此时已经启航了，凡能开动的都已经出海，最迟明天晚上全部到达海上。原在南大西洋的几艘航空母舰也已召回，所有核潜艇正在重新部署以对付苏联的威胁。从今天上午开始，已经派出P—3C‘猎户星座’式巡逻飞机监视苏联的水面舰只，英国的‘猎迷’式飞机也在苏格兰以西海面协助行动。是吗，上将？”福斯特问希尔顿。
“目前，我们已派出E…3A‘哨兵’式预警飞机同丹的‘猎户星座’式一起行动，由从冰岛起飞的F一15‘鹰’式战斗机护航，到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将有一个B…52轰炸机中队从缅因州的洛林空军基地起飞，都携带有‘鱼叉’式空对地导弹，轮番到苏联人头上盘旋。不过你放心，不会动武的。”希尔顿笑笑。“只是要让苏联人明白我们很感兴趣。如果他们继续向我国驶近，我们就要重新部署东海岸的战术空军力量，如果你同意，还可以暗中调动部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机群。”
“这样的行动怎么可能暗中进行呢？”佩尔特问道。
“佩尔特博士，我们原计划本星期六开始在内华达州的内里斯举行一次例行的换防演习，让部分国民警卫队的飞机利用‘红旗’设施进行训练。他们可以不飞内华达而飞到缅因州去。那里的空军基地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相当大，保安措施也很严密。”
“眼下我们手上还有几艘航空母舰可以调用？”总统问。
“目前只有一艘，先生，‘肯尼迪’号。上个星期‘萨拉托加’号拆掉了主涡轮，换一个新涡轮要一个月的时间。‘尼米兹’号和‘美洲’号目前都在南大西洋；‘美洲’号正从印度洋返回，‘尼米兹’号正准备驶向太平洋。真是运气不佳。能不能马上从东地中海召回一艘航空母舰？”
“那不行，”总统摇摇头。“塞浦路斯的局势仍然太敏感。我们真有必要那样做吗？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麻烦事，就我们现在的力量能不能对付他们的水面舰只？”
“完全可以，先生！”希尔顿上将毫不犹豫地答道。“瑞安博士说的对，大西洋是我们的海洋。仅空军就能派出五百多架飞机，海军还有三四百架。如果双方一打起来，苏联舰队就会有好瞧的了，不一会儿就得完蛋。”
“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总统说道，语调平静。“今天早上第一批报道文章已经见报，午饭前《时代》周刊的巴德·威尔金斯也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如果美国人民过早地知道了事实怎么办，杰夫？”
“总统先生，就算瑞安博士的分析是正确的，我看我们也无能为力。”
“你说什么，”瑞安立即问道。“我——请你再说一遍，先生。”
“实际上我们总不能去偷一艘俄国导弹潜艇吧。”
“为什么不能！”福斯特问道。“真是，他们的坦克、飞机我们拿到手的也够多的啦，”其他的头头表示同意。
“上将，一两个人驾驶的飞机是一回事，有26枚火箭和100多人的核动力潜艇又是另一回事。当然，我们对叛逃的军官可给予庇护。”
“那你是说，如果这家伙真的开进了诺福克港，”希尔顿接着说，“我们把她送回去！天啊，伙计，它携有200个核弹头啊，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就可能用这些鬼玩艺儿来对付我们的，伙计。你真要把她还给俄国人？”
“这宝贝儿值十来亿美元呢，上将。”佩尔特踌躇地说。
瑞安发现总统在笑，据说他喜欢激烈的争论，“法官，在法律上这会引起什么后果？”
“这涉及海事法，总统先生。”穆尔顿时显得有点不安。“我从上法律学院到现在，从来没有接触过海事案件。海事法属于国际法，理论上海事法规适用于所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海事法庭通常援引彼此的判例。至于说参加兵变的船员享有哪些权利，我可是一无所知了。”
“法官，我们讨论的既不是兵变，也不是海盗行为，”福斯特说，“我想准确的说应是‘船员的不法行为’。船员反抗合法的当局才是兵变，由军官合谋的越轨行为叫做‘船员的不法行为’。我认为我们犯不着把那些无聊的法律条目扯到一场关于核武器的争论上来。”
“可能会有牵扯，上将。”总统若有所思地说道。“杰夫说的对，这玩艺儿价值连城，是他们的法定财产，而且他们肯定会知道潜艇到了我们手中。我看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参与这场行动的不会是艇上的全体人员，如果是这样，那些不是这次兵变——或者说船员的不法行为——的参与者，事后会要求返回自己的国家，我们就得放他们走，对不对？”
“就得放他们走，”马克斯韦尔上将在一本便笺本上随便乱画着。“为什么就得放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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