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袁世凯：《保举练兵处司员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故宫档案。
⑨《大公报》，1904年1月9日。
⑩同③。
＇1＇见《陆军第四镇志》。又见杨士骧《奏陈第四镇训练三年期满请奖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七日。见同⑧。
＇2＇三镇编成后，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年六月七日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原折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兹节录于下，他说：“臣迭奉谕旨饬练常备军，遵于二十七年冬间拟定募兵章程及营制饷章，并将创练常备军左镇一镇暨右镇马队一标成军日期先后奏报在案。嗣以直隶地方辽阔，边防吃紧，原练兵丁不敷分布，复经臣商准练兵处，将左镇改为第一镇，右镇原有马队四营添足为第二镇，又添募一镇为第三镇，均于本年正二月先后成军，统计每镇步炮马工辎共二十一营，计三镇共六十三营，业经遴派将领赶紧认真训练，期成劲旅，用副朝廷经武整军有备无患之至意。……谨将北洋常备军各镇翼长、统领、统带、管带等官衔名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第一镇翼长：二品衔尽先选用道王英楷
步队第一协统领：候选知府张怀芝
步队第二协统领：记名总兵刘超佩
马队第一协统领：通永镇总兵吴凤岭
步队第一标统带：尽先游击王占元
步队第二标统带：尽先守备朱泮藻
步队第三标统带：尽先游击卢永祥
步队第四标统带：尽先游击鲍贵卿
马队第一标统带：尽先参将王怀庆
炮队第一标统带：补用参将田中玉
第二镇翼长：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吴长纯
步队第三协统领：尽先副将马龙标
步队第四协统领：尽先游击陈光远
步队第五标统带：尽先参将杨善德
步队第六标统带：尽先都司叶长盛
步队第七标统带：尽先守备谭振德
步队第八标统带：尽先参将李 瑞
马队第二标统带：补用副将孟恩远
炮队第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徐万鑫
第三镇翼工：副都统衔记名道段祺瑞
步队第五协统领：补用道雷震春
步队第六协统领：补用游击张永成
步队第九标统带：补用都司徐占凤
步队第十标统带：尽先都司唐天喜
步队第十一标统带：补用游击王振畿
步队第十二标统带：尽先游击张殿如
马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国泰
炮队第三标统带：尽先都司张长林
（另有管带六十三人均略）
＇3＇《户部奏山东改编一镇添练一协经费折》。见同⑧。
＇4＇《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造呈本镇沿革》。见同③。
＇5＇袁世凯：《改编淮军各营区分五路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6＇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卷24，页874。
开办陆军学堂
由于大力扩编军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部下大都升任高级军官，因而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原来武卫右军四所随营学堂的毕业生远远不够用，天津武备学堂又被八国联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因此，在清政府于1901年下令广设陆军学堂以后，袁世凯认为是培养私人势力的大好机会，便抢先创办一批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
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督办冯国璋，总办雷震春。主要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此外，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因此又名“各省将弁学堂”。以八个月为一期，共办三期，毕业学员总计五百四十五人。同时，在保定还设立北洋武备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这些学堂都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均于1903年秋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著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是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分配到第三镇，在炮兵营提任管带。
袁世凯于1903年3月作了一个创办新军正规学堂的计划，上奏清政府，拟建立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合计通筹以十二年为卒业”，培养所谓“将材”。但他又认为，“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中学和大学“只可从缓建立”。“为今之计，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根据这个设想，10月，他在保定开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改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改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第一年招收二百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各科。二年毕业。1906年8月，该堂改归练兵处办，又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来自各省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堂肄业生，每年招收六百人。学生在校一年半，完成课堂操场学业后，还要分派到北洋六镇中实习半年，期满后，“该管协标统官出具切实考语”。②练兵处据学生考试分数和各镇考语，分别授以副军校或协军校等官衔，③分发到各省新军中补“排长、司务长之职”。如分发不完，仍在北洋各镇充当见习军官。当时，这个学堂在全国规模最大，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二千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④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1907年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在此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臭名昭彰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就是由这里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1903年11月，又开办陆军小学堂两所，一在保定，一在姚村。总办为廖宇春。每所学堂一年招收学生一百名。三年毕业。次年2月，又奏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培养军医、马医、军械官及军需官，于1904年底或翌年初开学。三年至五年毕业，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加习师范课程，名陆军师范学堂，以冯国璋为总办。学生毕业后，多派往华北、西北和东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总教习、教习或监督。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监督为张文元。由各镇选拔排长或武备学堂毕业生五十名为学员，又考取兵目一百五十名为学兵，均一年毕业。毕业后“编为宪兵队，分驻各镇，以维军纪”。⑤1906年冬，第一届学员、学兵毕业后，编成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为了轮训在职军官，1906年6月在天津韩家墅地方又创办了北洋讲武堂，“为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袁世凯规定“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⑥总办为蒋雁行。额限学员一百八十名，分为三班。“每班以三个月为限，周而复始，以次递推”。⑦先后六班，共毕业学员七百四十名。该堂还附设学兵营，由北洋各镇正副兵内考取四百名为学兵，“授以各种战时实用及训练新兵等法”。一年毕业，仍回本镇，“专备拔充头目之选”。⑧该营管带先后为卢金山、田中玉。
按照练兵处颁布的陆军学堂章程，陆军大学堂应由练兵处在北京创办。袁世凯对这个规定未予理会，为把大学堂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借口大学堂教习“不能不借才异地”（指用外国军官），“在京延订亦多不便”，于1906年6月“本大学堂之意”，略事变通，⑨奏请开办保定军官学堂。并未经清廷批准，即以原将弁学堂房舍“先行开课”，“授以各种高等兵学”，“为造就军官总会之所”。⑩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限学员四十至六十名，深造科三年毕业，额限学员五十至八十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总办为赵理泰。这所学堂的开办费二万两，常年经费八万两，袁世凯奏称北洋财力窘困，无法筹措此项经费。他提请练兵处和兵部“设法筹拨”。练兵处、兵部合议结果，只愿“与北洋各分认每年一半经费”。袁大为恼火，立即给徐世昌一信，怒气冲冲地质问：练兵处“有无学员送堂肄业？”如不准备保送，“各半分筹，殊未持平，似可勿劳硕画！”＇1＇言下之意，你们不出钱，就不要送学员，军官学堂由我一人包办了。练兵处、兵部只得照袁所请，每年拨款八万两。1908年，军官学堂名义上由陆军部接办，实际上一直在北洋派的控制之下。
上述学堂，除讲武堂、军医、马医学堂在天津，宪兵学堂在大沽（后迁北京），其余都在保定。当时保定是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袁世凯先后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保”、“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西太后曾于1903年4月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身穿黄马褂，头戴珊瑚顶孔雀翎，率领全体学生一千多人跪于路旁迎接。西太后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以示恩慰。
袁世凯一贯认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2＇所以，他和小站练兵时期一样，始终把学生和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灌输放在第一位。他指令各营设随营学堂或“讲堂”一所，由官弁定期给士兵上课，讲“圣谕广训”、“忠孝经”及“军人精神谭”等。＇3＇各陆军学堂明文规定“忠君尊孔”，而且都有礼堂一所，供奉西太后、光绪帝及文武圣牌位，“每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和“文武圣诞日”，以及开学和毕业之日，“总办率领各员生衣冠诣礼堂行三跪九叩礼”。＇4＇课程设置也是“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除军事技术课外，“古人嘉言懿行”、“圣谕广训”、《左传》、《春秋》都列为必读的“修身课”。还明令禁止进步思想，规定学生“不得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甚至“新闻报纸闲书杂志”不经允许也不准携带。袁世凯企图用腐朽不堪的封建意识，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起来，使他们既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又懂得近代的军事技术。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3，页1。
②《陆军速成学堂章程》，见故宫练兵处、陆军部军学司档。
③据练兵处奏定的新军官制，军衔分为三等九级，有协军校（把总、七品）、副军校（千总）、正军校（守备）、协参领（都司）、副参领（游击）、正参领（参将）、协都统（副将）、副都统（总兵）、正都统（提督、从一品）。
④详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录》，1919年印。
⑤《宪兵学堂章程》，见同②。
⑥同①，卷39，页3。
⑦《北洋陆军讲堂章程折》见同②。
⑧同⑥
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五日。见同②。
⑩《北洋军官学堂试办章程》，见同②。
＇1＇同⑨。
＇2＇《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
＇3＇《陆军第五镇钞呈教育计划草案》，见同②。
＇4＇《北洋速成学堂章程》，见同②。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出现，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密切相关。北洋军事集团的崛起更不例外。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美国所倡议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于辛丑条约签订时得到列强的公认。自此以后，列强之间关于中国的条约和协定无不标榜这一原则。这种侵华政策上的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之为“保全政策”或“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当然不是要使中国独立，拥有全部主权。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列强迫切需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扶植起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护其侵略权益的代理人，以巩固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列强所物色的对象中，袁世凯适得其选。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者，并都给袁氏以有力的支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讯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于其他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隶占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隶占85人；至1908年4月555人，直隶占174人。当中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中国的新军。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中国游说，劝诱中国派陆军留学生和聘请日本顾问及教习。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同时，派出大批军官到中国各省充当练兵顾问或陆军学堂教习、总教习。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①日本不仅企图控制中国新军训练，同时要限制它的发展，使其保持只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程度，而不至于威胁日本的安全。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的需要，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袁世凯日益增长了一种信念，即认为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