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对康等恶毒攻击民主共和制度的反动言论，一概视而不见。因为他和康有为虽然各有各的用心，但仇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是一致的。他还竭力作出尊重小皇帝和隆裕太后的姿态，表示念念不忘故主。1913年2月隆裕太后病故时，他派昌、段祺瑞、江朝宗前往致祭，特备赙仪三万元。又命令北洋政府各公署下半旗志哀三日，所有官员挂孝戴纱。在炮制《中华民国约法》时，他坚持把优待清室条件写入，并多次表示他的元首地位是由清廷禅让而来，不能不“饮水思源”。②1913年下半年，他毫不留情地消灭了革命民主派的实力以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清朝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能担任民政长。并极力“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亲自打电报邀请各地遗老到北京作官。③凡是应邀而来的，他无不接见，“礼敬如宾”，极力笼络。当年底，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应邀入京担任参政和清史馆馆长，袁世凯单独接见赵时说：“此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谋欲卸肩。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负重，蹈此浊流。”④这些话传开以后，一些遗老以为他真要把政权交还故主了。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袁确实正在为恢复君主制修桥铺路，然而若以为像他这样的独裁者会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让给他人，那是绝顶荒唐的。可是，仍有一些缅怀前朝的遗老堕入了袁散布的迷雾之中。
1914年7月，徐世昌聘请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上辞呈时，要求徐世昌转告袁氏，“奉还大政于大清朝廷，复还任内阁总理”。并说，如此则“故老遗臣亦皆肯出而宣力”。⑤前清提学使劳乃宣也以为复辟的时机已成熟，到处煽动说：“项城之心实未尝忘大清”，“实有不可告人之苦心也”。转圜之良法，唯有还政清室，定国名为“中华国”，以“共和”纪年，“大清皇帝封项城为王爵，世袭罔替。所以报项城之勋劳，亦以保项城之身家也”。⑥并把他所著的《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及《君主民主平议》等三篇文章印刷成册，广为散发。又送徐世昌转呈袁世凯。袁阅后，“一笑置之”。⑦这一来，复辟的风声越来越紧，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大为活跃，以为很快就会“日月重光”。逃亡到日本的宗社党人铁良也潜回北京了。后来，又谣传清室勾结日本浪人密议在京起事，扶宣统复位。一时复辟之说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袁世凯拉拢遗老们，本来是想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没想到这帮遗老却想入非非，居然成为自己准备恢复帝制的绊脚石。于是，他便决定给这帮热昏的老朽泼瓢冷水。
1914年11月13日，袁世凯接到肃政使夏寿康请“严行查禁复辟谬说”的呈文，立即“批交内务部查照办理”。内务部列为“重大内乱案件”，通饬各省及京师警察厅迅速查办。16日，袁世凯召集军政要人在总统府开谈话会，详述辛亥革命时清帝逊位经过情形及自己“维持国家之苦衷”。当即议决制止复辟谬说的三项办法：一、向全国宣布当日皇室赞成共和的详情，“使一般顽固之徒自知觉悟”；二、禁止关于宣传复辟的书籍出版；三、如仍执迷不悟，“则治以煽动人心、反对共和之罪”。为杀一儆百，步军统领江朝宗于次日传讯并拘留了倡言复辟的国史馆协修宋育仁。接着，参政院开大会，孙毓筠串连旗籍参政荫昌、联芳、宝熙、增韫、赵尔巽等五人及梁士诒等三十人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袁对“假此谬论希图扰乱治安者，即照刑事内乱罪，从严惩治”。接着，段芝贵、朱家宝、李纯、龙济光等各省将军巡按使也纷纷发出通电。这些通电的内容大同小异，一般都有两个要点。一是颂扬袁世凯“雄才大略，维持大局”，“舆论人心，同声悦服”；甚至肉麻地吹捧说，“中国之安全，实惟大总统一人是赖之”。另一点是声讨清室复辟派；而且不少电报都无中生有地说：制造清帝复辟之说者，“皆乱党百出诡计”。倪嗣冲要求袁对“与此事发生最有关系”的“皇室”、“清流”和“乱党”，“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固国体”。⑧
袁世凯的党徒故意把清室复辟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硬扯在一起，借以打击清室复辟势力。这一着果然奏效，遗老们吓得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小朝廷内一片惊慌。世续急忙向袁氏表白说：复辟之说“清室毫无所闻”，并请袁“适当惩办，以全清室而固民国”。瑾皇太妃哭泣着派正蓝旗都统志锐前去谒袁，“力为疏通，以释嫌疑”。袁派阮忠枢为代表接见志锐。志锐说：“此等谣言内廷毫不知情，匪唯不敢存此心，并亦不愿闻此说，以清室荷蒙大总统优待，铭感万分。”阮忠枢答应代为转陈，并“告以大总统向以保全中国、保全皇室为唯一宗旨”，可放心回去。志锐唯唯而退。⑨
11月23日，袁世凯以“应全国军民的请求”，下令“申禁复辟邪说”。他说：“此等狂瞽之谈，度倡言者不过谬托清流，好为议论，其于世界大势如何，国民心理奚若，本未计及，遑顾其他。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因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以妨害国家者，倾复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⑩接着，他又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前往清宫，与世续接洽商榷，根据参政院的建议，定出清室“别嫌明微”的七项办法：尊重民国现行法令，裁撤宫内慎刑司；通用民国纪年；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应一律服务民国制服；政府照优待条件依旧保护，等等。
袁世凯的本意是给清室复辟派以打击，适可而止，而且“有将此案急于消灭之意”。＇1＇所以，他“申禁复辟邪说”的命令，措词比较温和，主旨在说明“既往不究，申戒将来”。发布禁令后，又让徐世昌以个人名义在政事堂宴请在京前清遗老，疏通意见。对宋育仁的处理则更是以宽大为怀，经袁批示：内务部派一个科长和八个护兵于11月30日“护送”宋回四川原籍，发给川资一千元。到原籍后，由地方官月送三百元，以为养老之资。袁氏不仅“于宋既留不尽之意”，对劳乃宣也惋惜不已。结案以后，他邀请黎元洪、徐世昌等谈话，不胜感慨地说：“玉初（劳乃宣字）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前者不受参政，疑即有因，但尚不知有些谬见著于心中。”＇2＇
袁世凯对清室复辟派如此宽宏大量，并非真的对这些昏聩老朽有什么偏爱，而是要收买人心，为自己称帝开路。一天，政事堂开会谈起清室复辟派，袁满面春风地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洪武的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指朱启钤）也可以做。”袁公开倡言皇帝可要，只是不要满族要汉族，使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3＇
注释：
①张勋：《松寿老人自叙》，1922年刻本，页4。
②《申报》，1914年4月12日。
③《爱国报》，1914年11月20日。
④《劳乃宣致徐世昌书》，见《亚细亚报》1914年11月16日、18日。
⑤佚名：《复辟案》，1914年。
⑥劳乃宣：《续共和正解》。
⑦同⑤。
⑧同⑤。
⑨同③，1914年11月22日。
⑩同③，1914年11月25日。
＇1＇同③，1914年11月24日。
＇2＇同＇1＇。
＇3＇张国淦：《洪宪遗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
袁世凯的总统府最初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前清外务部迎宾楼。1912年7月迁至铁狮子胡同一号。1913年春又迁入中南海，北海及团城均划入总统府范围，号称三海。自进住三海后，袁世凯深居简出，“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直至其死，袁正式出总统府仅有四次：一次是1913年10月10日赴太和殿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一次是1914年9月28日赴孔庙祀孔，另二次是同年10月10日赴天安门阅兵和12月23日至天坛祭天。而且每次出行警卫森严，仪仗甚盛。如祭天之行，自新华门至天坛沿途“戒严净街”，用黄土垫道，他乘坐汽车，前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骑马并肩开道，后有总统府指挥使徐邦杰保镖，四围大队骑兵前呼后拥，威仪十足，与前清帝王出宫毫无二致。
总统府经费按照预算，民国元年为一百十三万余元，二年为一百七十八万余元，三年增至二百三十四万余元。袁世凯的年俸法定为三十六万元，在当时世界共和国总统的薪俸中遥遥领先，比美国总统高出一倍多（美国总统当时年俸美金七万五千元，约合十五万银元）。另外袁世凯每年还领公费四十八万元，交际费三十六万元。然而，这仅仅是表面规定的数字，实际上他的法外所得比年俸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大概除他的总管袁乃宽外，是不会有人晓得的，因为总统的实际收支在当时就是“重要机密”。不过，从下面的一个例子中也可略见一斑：凡任崇文门关税监督者，照前清例，每年进羡余十万两为袁世凯妻妾及男女公子“化妆费用”。自袁世凯开其端，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历届总统皆照收，只有黎元洪一人不取。另外总统的特别费无定额，袁世凯可以随时批条子到财政部和交通部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取款，而不必说明用途。所以，中、交两银行有“袁家金库”之称。
从清朝末年，袁世凯就已经有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相当庞大的封建家庭。1913年，他的眷属陆续迁入三海，起居仪仗莫不摹拟清宫廷排场。官场上下公开称总统府为“大内”（前清皇宫的别称）。袁自拟帝王，视眷属犹后妃、太子、公主。正室于氏住福禄居，清末已是一品夫人，至此俨然皇后，袁的重要亲信入京，均得请谒。除于氏外，另有姬妾八人。②其中有两人是从妓院买来的“雏妓”，三人为朝鲜时国王李熙所赠。姬妾均住居仁堂后楼内，每周由一人值班。差役称诸妻妾住处曰“某宫”，如金氏居住在楼房偏南，即称“南宫”。诸姬妾表面上是生活阔绰的贵夫人，实际是袁世凯淫欲的奴隶，生杀予夺均操诸袁氏之手。
袁世凯的子女共三十二人，其中子十七，女十五。③对其子女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袁把联姻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长子袁克定清末娶湖南巡抚吴大的长女为妻，先住北海团城，门上挂“大爷处”牌子，1914年7月以“养病”为名移住汤山，由拱卫军三个分队随从担任护卫。其生活糜烂，又善伪装，有乃父之风，最得袁的欢心。其女为雷震春的儿媳妇。次子袁克文住“流水音”，人称“二爷处”，④初以擅长文学颇为袁所喜欢，后知其嗜昆曲，是个戏迷，即常斥曰：“使汝为元子，即吾传位汝，亦陈叔宝、李煜之流耳。”当袁克定办模范团时，他也在统率办事处挂名“陆海军总稽查”。三子袁克良娶张百熙之女为妻，住延庆楼，称“三爷处”。四子袁克端1914年8月娶天津大盐商、安阳纱厂资本家何炳莹之女。五、六、七子于1913年派赴英国留学，次年欧战爆发后即回国，袁为他们聘请德国教师在北海课读。五子聘端方之女，六子聘前清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七子聘孙宝琦之女，八子聘周馥之女，九子定聘黎元洪之女，十子定聘徐世昌之女。长女嫁张人骏之子张元亮，次女嫁薛福成之孙薛观澜，三女嫁杨毓。其余子女均年幼。诸子女晨暮至居仁堂向袁请安，即所行不过数十米，亦必有护从。诸妻妾及成年子女皆自置庖厨仆媪，骄奢淫佚之风极盛。
总统府侍从和厮役等竟有一千余人，机构庞大，气派甚豪。当时有人指出：“准诸君主共和各国，横万国而竖千古，无一可为援比者。”⑤如此一个庞大的寄生体，全靠袁世凯一人的特权来维持。他们视袁为天神，企望他长生不老，特权永在，以便永享荣华富贵。据说袁的妻妾常常在他面前抱怨说：满蒙王公有承袭，“革命徒损汉人耳”。⑥
袁世凯安处深宫，以官爵为唯一羁縻之工具。他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号施令，选拔官吏并派往全国各地。关于高级官吏的选拔，他规定过详细办法：凡政事堂记名简任之员，皆由内外大吏保荐，分班送觐，有如前清“引见”。于觐见后，由国务卿及内务总长接见，谘问考察，各加考语呈袁。袁随时传见，询其在官经验成绩，再加考语，封固密存，分别存记及发交部省录用。遇有官吏出缺时即拣齐名单与政事堂卿丞审慎择用。其实，规定只是形式，实际官吏的任命，非贿赂即情面，最后由袁一人拍板决定。文武官吏上任前，由总统府承宣厅安排觐见，领受训辞，有如前清“请训”故事。这样使文武百官都感觉到只有依靠他的恩宠才能升官发财，对他有尽忠的义务，彼此之间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袁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庞大的官僚队伍为一特权阶层。他们“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⑦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西太后冬季赐给他貂皮袄，夏天给他送纱袍褂料、折扇及暑药等，以示优宠。袁每谈起太后给他的赏赐，就表示厚恩难忘。他也继承了旧主子这种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遗风，经常以物品、食品馈赠部下。他“重武夫，轻词客”，特别偏爱那些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