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9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12月31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释：
①《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②同①，1915年12月13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90至119。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99、100、103、104。
⑥同①，1915年12月14日。
⑦同①，1915年12月15日。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1914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1916年9月1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1914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1915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1914年至1916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1914年7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1913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1916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1916年1月4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3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1914年8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此可见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锋，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他们最先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有向腐恶的封建势力屈服，始终坚持建立民国的政治信念，并决心以从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对袁的独裁统治。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以黄兴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党章中的若干细节规定，拒绝加入，而以“欧事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孙中山与黄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认为有机可乘。1915年10月驻日本横滨的一个坐探密报梁士诒说：“帝制可进行，孙、黄分家。”＇1＇梁转呈袁世凯，袁大为高兴，遂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实际上，革命民主派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重视武装讨袁。
孙中山于1915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1915年12月5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1914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2＇4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4＇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6＇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1913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8月29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7＇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12月18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8＇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9＇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0＇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1＇袁终于被说动，于10月26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12＇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