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7＇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8＇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9＇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10＇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11＇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12＇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6月29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13＇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14＇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7月15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15＇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17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7月21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16＇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9月9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10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15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17＇
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18＇1895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19＇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28。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1936年东京版，页67…70。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4，页28。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81。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页5。
⑦同④，卷15，页32…33。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二册，1953年东京版，页153…156。
⑨同④，卷15，页32…33。
⑩同④。
＇1＇同④，卷15，页34。
＇2＇同④，卷15，页34。
＇3＇同⑥，卷13，页7…8。
＇4＇同⑥，卷13，页14。
＇5＇同⑥，卷13，页12。
＇6＇同④，卷15，页39…40。
＇7＇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页34、35。
＇8＇同＇7＇，页34。
＇9＇同⑥，卷13，页26。
＇10＇同⑥，卷13，页28。
＇11＇同⑥，卷13，页25。
＇12＇同④，卷16，页11、13。
＇13＇同⑥，卷14，页3。卷13，页28。
＇14＇同④，卷15，页58。
＇15＇同④，卷16，页22。
＇16＇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6…8。《容庵弟子记》卷2，页1。
＇17＇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377至378。
＇18＇《刘坤一遗集》，卷24，页874。
＇19＇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页10。
督办新军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1894年11月2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1895年5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1820…1897），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③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战事的信札，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6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④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袁世凯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说：“欲使中国（即清王朝）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⑤在袁身上，个人的野心和他所属阶级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袁世凯善于钻营。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招摇，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欺蒙，说“此人不滑，可任也”。⑥
同时，袁世凯还极力巴结荣禄。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西太后（1835…1908）的亲信。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1894年调京，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从此，袁成为荣禄的门生私党。这是此后他官运亨通的有利条件。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⑦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袁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⑧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12月8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