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