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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
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
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
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惲《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
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
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