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这样，毛泽东于三月四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三月五日便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敢再启用“红色牧师”这一“桥梁”。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意见。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一九○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回，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亦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这封信表明，在“别了十五六年”之后，周恩来又与谌小岑恢复了直接联系。信中又向“养甫先生”，表示欢迎“惠临苏土”。周恩来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与张学良的“同师”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写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圄？虽然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秘密会谈
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张子华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就在这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八月二十七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周恩来书信选集》，九十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七至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