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司机就自己跑了？”此言一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他的敌情观念太淡薄，警惕性太差。唯有周恩来听了进去，说道：“这话有道理！”见周恩来这么一说，那位年轻人也就继续说下去。他说，重庆的很多司机喜欢开快车，会不会是那位司机开快车，出了车祸，撞了国民党的兵，遭到枪击？正因为这样，那司机才会自己跑了！周恩来听着，连连点头。
周恩来决定，也派出自己的机要人员，进行调查。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2
周恩来派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连夜到曾家岩车库查验了那辆车，查明弹孔的位置，查问司机熊国华的去向……国民党的宪兵，骑着摩托车，行动甚快。夜二时，张醴泉在团部接到专查组组长盛先熙从小龙坎打来电话：“本案案情已经查明，原来是驻壁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冬服，仍又开回壁山，今夜驻在小龙坎松鹤楼楼上。据带队队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开进城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一气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枪，那个受伤的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医院医治。开枪的那个士兵和步枪一枝、步枪子弹壳一个，现在均已查获，请示如何处理。”张醴泉：《李少石遇难经过》，《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一九八五年。那个被撞伤的士兵，名叫吴应堂，是弹药一等兵。当时他正在公路边小便，所以躲避不及。领队的是中尉排长胡关台。开枪的不是吴应堂，因为他当时头部受伤，不可能开枪。开枪的是下士班长田开福。这样，也就查明了真相：事情是由司机熊国华开车太快引起的，肇事后又不停车；但国民党部队不应举枪就射，却又误伤并无责任的乘客李少石。也就是说，国共双方两个伤亡者都是无辜的。责任在司机熊国华和开枪者田开福。这样，“李少石事件”也就大体弄清了。就在张醴泉打算向张镇报告专查组的调查结果时，电话铃声响了。他以为是张镇打来的，万万没想到，耳机里传出来的竟是周恩来的声音！
周恩来询问调查情况，并说抓到凶犯应送到他那里问话。张醴泉深知，倘若他把开枪者送到周恩来那里，非要遭蒋介石的责骂不可。于是，他只得撒谎：“凶犯已经解送走了。”放下耳机，张醴泉对周恩来办事如此敏捷，颇为赞叹……
周恩来从张镇那里得知调查结果之后，也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所得结论和国民党方面一致。这样，就排除了“政治性谋杀”的猜疑。翌日早上，当毛泽东从红岩进城，仍由李介新护送。他发觉，今日不比往常，从红岩到曾家岩桂园，沿途都有武装宪兵警戒。那是张镇下令，加强对毛泽东的保护。
《新华日报》对“李少石事件”接连进行了报道：十月九日，即李少石遇害的翌日，当时周恩来尚未作出明确结论，就让《新华日报》报道了他和张镇去医院探望李少石以及李少石已突然遇害的情况。
这一报道，迅速把李少石之死公之于众，引起各方极大的关注。但是《新华日报》只作客观报道，未对李少石之死的性质作结论。
十月十日，发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十月十一日，发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钱之光所谈经过和张镇一致。钱之光代表中共，表示了态度：关于李少石之死，“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沉痛损失”。关于司机熊国华，是他“肇祸后仍不停车”，“我们也当协同有关机关继续寻觅，使其归案”。关于吴应堂，“我们愿负担他的医药疗养费，如不幸因伤逝世，并愿意负责予以殓葬”。另外，周恩来还于同日中午去医院探望了吴应堂。这样，一场突发的事件，经周恩来实事求是加以解决，平息了这场风波——倘若处理不当，“李少石事件”完全可能成为导火索，足以引发国共之间爆发一场剧斗，将重庆谈判以来国共和谐的气氛破坏殆尽……李少石于同日安葬，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周恩来在李少石墓前讲话：“这样一个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至此，“李少石事件”画上了句号。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艺术，迅速而正确地处理了这
一突然而来的严重事件。据当事者刘昂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忆，钱之光的谈话稿是事先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又据王炳南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回忆，周恩来“后来总结此事时常说：‘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季国平：《关于李少石同志之死》，《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一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曾认为，张镇那天晚上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又很迅速、认真调查“李少石事件”，立了一功。周恩来后来多次对童小鹏说：“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握别蒋介石
就在紧张处理“李少石事件”的那几天，重庆谈判进入尾声，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重庆谈判经历了“顶牛”，经历了争吵，经历了一连串的讨价还价，国共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初名《会谈公告》，出自邵力子之手，于九月二十一日交出。翌日，赫尔利带着这一草案飞美，向美国总统及国务院作汇报。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国共双方又经过反复斟酌，由张治中重拟，刘孟纯执笔，写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于十月八日经双方代表讨论通过，并定于“双十节”——十月十日，举行签字仪式。就在八日傍晚，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十月九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毛泽东即将离渝饯行。十月十日下午六时，重要的仪式在桂园楼下客厅举行。那是国共双方代表举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由于这天是“双十节”，这份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
毛泽东就在桂园楼上，却没有出席仪式。那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仪式。根据两党对等的原则，毛泽东也就不出席仪式。出席签字仪式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仪式毕，毛泽东下楼，和在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邵力子对毛泽东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双十协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文献。如果细细推敲起来，跟二十七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发布的《中美联合公报》，风格极其相似。通篇可用“求同存异”四字来概括。因为无论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双方，还是一九七二年的中美双方，都是观点差距甚大的双方。所以这类由双方签署的政治文献，其行文都采用“一致认为”、“某方认为”、“另一方认为”的格式。凡共同处，用“一致认为”；凡差异处，开列各方观点。
《双十协定》共分十二条，内中标明“一致认为”的，只不过三条而已，即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方针、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这三条，大体属于“虚”的条文。其余九条，所写的无非是“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只是开列了双方的观点罢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国共双方经过四十多天的会谈，尤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能够坐在一起会谈，而且毕竟签订了这么一份“求同存异”式的《双十协定》，是很不容易的了。
《双十协定》签毕，蒋介石来桂园看望毛泽东了。蒋介石非常讲究礼仪的规格。他是国民党领袖，所以只在毛泽东刚到，以及即将离渝，两次前去看望毛泽东，其余均是毛泽东去他那里。这一回，蒋介石军装笔挺，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毛泽东在楼房阶檐口跟蒋介石握手，然后陪着他步入客厅。蒋介石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席不暇暖，便和毛泽东一起出去，坐上汽车，前往国府路，来到国民政府大楼，出席“双十节”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
过了一个多小时，招待会结束，毛泽东回桂园片刻，从此就告别了桂园。他应蒋介石之邀，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前往林园，与蒋介石作第六次会谈。是夜，毛泽东、王若飞宿于林园二号楼，周恩来仍住三号楼。翌日清早，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他俩作了最后一次晤谈。从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虽说他们每日都在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十一日上午八时，蒋介石委派陈诚作为他的代表，和毛泽东一起去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自己，对于毛泽东仍是“来不接，去不送”。九时一刻，三辆小汽车从林园到达机场，下车的有毛泽东、陈诚、周恩来、张治中、王若飞、郭沫若夫妇、张澜、邵力子夫妇、陶行知、章伯钧、茅盾等以及各界人士、中外记者。临行之前，毛泽东特地向日夜守卫桂园的士兵们致谢。毛泽东握着宪兵班长李介新的手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
毛泽东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九点四十五分，毛泽东乘坐一架绿色双引擎C47型运输机起飞。张治中、王若飞同行。周恩来留在重庆。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的专机起飞后，红岩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电台，一直紧张地与延安电台保持密切联系。在收到延安发来毛泽东平安到达的电报后，工作人员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延安机场洋溢着欢笑，两万多人聚集在那里，欢迎毛泽东。这与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机场上一片担忧之情恰成鲜明的对比……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双十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
就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双十协定》作如下评价：“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这次他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对等谈判，是“历史上未有过的”。重庆《新蜀报》社论便称重庆谈判是“两党首脑，开诚协商”。翌日——十月十二日，《双十协定》由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也就在这天，王若飞和张治中一起飞回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和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未了事宜。
《双十协定》的发表，引起国内外一片欢呼之声。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重庆《大公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毛泽东先生虽已离开重庆，这四十几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国人民的热望，并证实政府及蒋主席的诚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延安《解放日报》十月十三日社论，代表中共评论重庆谈判：“八月底起，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
重庆《中央日报》十月十二日社论，表明了国民党的观点：“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蒋主席为了阻止这悲剧的发生，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再三坚邀中共毛泽东氏来渝，商谈促进统一团结的步骤，决本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觅取中共问题合理合法的解决。”英国《泰晤士报》十月十二日述评以为：“一项令人满意的联合声明发表了，因为它至少是暂时地使内战的可能性不再突出。”倒是十月十三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得很有分寸，留有余地：“以为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缔结的协定，永远消除了两党间一切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源泉的话，便是鲁莽的想法。基本上说来，协定只是建立了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的休战地位，并使之合法化而已。”毛泽东也对重庆谈判发表了内部讲话。那是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告诫中共干部们：“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毛泽东这时说出了他去重庆谈判的原因：“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另外，中共中央在十月十二日，发出《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作了明确规定：“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大抵是在重庆太累的缘故，毛泽东病了。往日，他所说的“齿病”、“感冒”是假病，这一回真的病了，病得不轻。他手脚痉挛，冷汗不已，夜不能寐。往日，他生假病时要见诸报道，这一回真病倒要保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师哲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斯大林派了医生飞往延安，毛泽东在苏联多年的长子毛岸英也随飞机一起回到延安。
苏联大夫的治疗，长子的归来，终于使毛泽东的病日益见好。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迷航的飞机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确实是他“夫子自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