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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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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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想的缩影

还是李自强的回忆:

“来来来,小李,新任务来了。中央有个大首长,到这来搞社教,你和董副书记陪他蹲点,你主要搞文字工作。

“……他们搞社教的方法跟句容就不同了。他们不谈什么四清四不清,直接学毛主席著作,大宣大讲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都学习老三篇,学了还要会背。文章那么长,农民怎么背的了呢?于是就摘警句,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背下来后,再讲是什么意思。老三篇开讲后就收到效果。小册子随身带,处处学起来。学呀学的,慢慢就开窍了。张爱萍叫我每天下去收集新人新事,编起来,再发下去。好事还真不少:有的为五保户做饭、洗衣;有的自觉到田里干活;有的好事做了不知是什么人。”

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起了变化。李自强说:“学了四个月后,干部才开始对照自身的缺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自己评议,自己给自己定案。多吃多占了,退也行,不退也行。很多干部说,原以为工作队是来整人的,没想到是来教大家怎样做人的。一个大队长,谈出自己多吃多占,不要他退赔,一分钱也不要他赔,只要认识就行了。他还是把钱交了,要取信于民,工作劲头不得了,日夜奔忙,哪家有困难马上就帮助去解决。”

“和战争年代在根据地的做法一样。”父亲谈起社教,总是这句话。

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父亲来说,家乡的农民协会、农民夜校;苏区的共青团、少先队、农民自卫军;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建设,哪一件不是在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呢?面对方巷朴实的农民,关键在于启蒙。启蒙靠什么?学文化,明事理。要让他们明白,共产党是帮助你们过好日子的,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像太阳。要听他的话,跟他走,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农民是相信这个的嘛!

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后来父亲又加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他说我这里是老四篇。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他们把毛泽东的著作编成课本,边识字,边明理。父亲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他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有兴趣,还要能朗朗上口。我揣测父亲可能多少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指示的精神,在每天的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当时有些警句,父亲还剪下来压在写字台下。后来总政治部在1964年印成了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了便于战士携带,改为64开大小。父亲亲自参加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就有些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64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它从《语录》中摘取比较通俗易懂,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千把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在贫瘠封闭的中国农村,这两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的确很抢手。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说他这是亵渎毛泽东,以学文化取代学毛选,把林副主席提的老三篇改为老四篇,用心何其毒也……真他妈的惨!

当然,这不是方巷农民说的,是上面领导机关说的。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的儿子,对新农村有他自己的蓝图。

他说,苏北这个地方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现在还留下他挽起裤腿、打着赤脚,与社员一起挑泥的照片,那年他55岁。他们车干了44条河沟,挑出了50多万担塘泥,给大队所有的麦田上足了肥料,1966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方巷农业收成不好的原因是抗灾能力弱。地势东低西高,低的抗不住涝,高的挡不住旱,所以旱涝都不收。工作队请来两个技术员帮助勘察地形,并帮助大队制订规划,挖河筑堤、东水西引、清塘蓄水、挖泥积肥。父亲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亲自带队,组织群众挖河筑堤。总参的领导来干,附近的驻军哪里还坐得住,也参加进来,和群众一起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

工作队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还从县农技站请来技术员,指导群众种桑树发展养蚕业,插白柳发展编织业,种银杏树和各种果树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不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父亲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

方巷大队还成立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红领巾小乐队。开起了俱乐部,墙上挂了毛主席像,摆放了书籍和毛主席诗词、歌曲集,还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方巷的农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了。

父亲特别喜欢树林,他退休后回到家乡,说树怎么都没了?小时候屋前屋后全是一片青山绿水。陪同的官员说,五八年大跃进全砍光了。父亲勃然大怒道:“五八年、五八年,一提就是五八年,五八年到今年有多少年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去了!”他在方巷带头植树,和我妈妈亲手在河边栽了两株青松、一片红梅。他对老乡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

他对我说:“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前,影响我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再之前,我向往的是陶渊明桃花源里的理想社会。”

“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父亲突然拖长了嗓音吟诵起来。

“桃花源记,我从小就会背,现在记不住了。你背背看。”他说。

中学语文课都要求背的,现在哪里还记得。我说开头第一句好像是“晋太元中”。

“不错,陶渊明是东晋浔阳人,今天的九江。‘浔阳江头夜送客’,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父亲一手击案,随着节拍断断续续地、跳跃地搜寻背诵着他记忆深处尚存的词句:

“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他解释道:“扩大耕种、修建水库、种桑养蚕、组织起妇女搞编织、修公路发展交通,陶渊明想到的,我们在方巷都做了。”

“黄发垂髻,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他问。

是老人和小孩的意思。

“对!我们在方巷把老人和小孩都组织起来了。整个精神面貌和风气都改变了,一扫过去那种懒散、猥琐、浑浑噩噩的样子。”

“……自云避秦时乱(注:原文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父亲背诵时掉了“先世”二字)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革’关在狱中,我就想,能活着出去,我就带着你们和妈妈到这样的地方去。”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革’放我出来,毛泽东说,都是桃花源中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是叫我们这些人出来了不要乱说话。5年了,与世隔绝。”

父亲说到这里,不正应了《桃花源记》中所写到的:“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小院的风,合上了翻开的《桃花源记》,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相对无言。

《桃花源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后遂无问津者。”

是啊,书写到这里,我在想,当那一代人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时,对这段历史,还会有问津者吗?

3 平民教育

我对父亲说,在方巷的做法和晏阳初很相似嘛。

“谁是晏阳初?”他问。

你连晏阳初都不知道?哈!我心里想。晏阳初是和梁漱溟、陶行知齐名的近代平民教育家!你的四川老乡,巴中人。上世纪20年代留美的洋博士,回国后举家到定县落脚,推行一套独特的平民教育方法……

父亲说:“喔,是这样,那讲来听听。”

我说,他认为“五四”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口号,是急功近利的。科学和民主不建立在国民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只是一句空话。这和毛泽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认识基础上是接近的。

父亲说:“教育农民的思想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更早是孙中山的思想,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它留下的是一个文盲充斥、民智滞后的社会。我在读高小的时候,每天出早操,校长都带着大家背诵。”说着,父亲背诵道:“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我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从小造就人才,这才是读书育人啊。哪像现在的教育制度,就为了考个高分,将来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说,你不是搞了个《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吗?晏阳初也编了本《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认识千把个汉字后,农民自己就能学了。

父亲说:“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

我说,晏阳初也提到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但他更系统。他认为中国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由此针对性的派生出四大教育法:

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

父亲说:“你把这些都给我写下来。”

对于“五四”以来民主主义教育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父亲年轻时也曾致力过这个目标。但是,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在一个封建、腐败、战乱充斥的社会里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首先进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人民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过去叫公民课,我在中学教书时,教的就是这个。李中权就是上的这门课。”

李中权,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开国少将。他写书回忆他的学生时代: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教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这一天的!

“……他沉思地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必须动员起全国民众,一齐把反动派消灭掉……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张爱萍,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注:《李中权征程记》16~18页)

唤起民众,改造社会——这才是共产党人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父亲对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很了解的,对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我问过他,他甚至连农业六十条、农业八字宪法都没有在意过。建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拘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何况,他对自己分内的工作出奇地投入上心,而对别人管辖的领域几乎是没有一点兴趣。他独创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这套方法,虽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但据我观察,并不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政策有多深的研究,我也无意在此对他本人加以拔高。我只是认为,这一切得益于他自小的农村生活,得益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得益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给了他感悟和积淀。

他,就是个农民的儿子。

我们祖上是从湖北孝感因为躲避战乱而逃亡川东北来的贫苦农民,到父亲是第八代了。父亲自己回忆说:“我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经营一块菜地,家里没有男劳力,全靠她自己,天不亮就下地,黑了才回来。小时候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陪嫁过来的,我和哥哥都上小学了,还同妈妈睡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单人床,父亲的。……爷爷去世后就常受人欺负,要霸占那块菜地,奶奶就和人家打官司,她不会写状子,要花很多钱请人代笔,奶奶从中悟到不识字不行,就一定要让父亲读书,地里活她一人干。我上学之前放牛,上学后是早晚放牛,牵牛到水田边,喝完水再牵回牛圈。……那时的说法是,高小毕业就是秀才了,中学毕业等于举人,大学就是进士。开始只让哥哥一人读书,我就赌气,认为是瞧不起自己。后来母亲说,上学一个人就要四五十块大洋,你爸爸犯愁,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我哥哥就说,还是让弟弟去吧。考中学报名要一块大洋,要连续考几天,借住在城里一个亲戚家。父亲母亲再三叮嘱,人家要开饭时,一定借口躲出去,免得人家为难……”

父亲说,他哥哥英年早逝,解放后,他把哥哥的两个孩子带出来,送去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倍加关照,算是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听着父亲娓娓道来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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