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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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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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

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的人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特别关照,某某人来了没有啊?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都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给我找回来!于是平反,于是出席九大,于是家属子女都穿上了军装。还有的,相当于《三国》、《水浒》中的劫法场,临刑前,一声刀下留人,给松了绑,“救命恩人”从此挂在嘴边,逢人便说“也就老人家知我”。还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时,给过特别关照,于是讨来个承诺,说是这个位置将来就非他莫属了。为此还写回忆文章,当成件多荣耀的事。现在人们的观念进步了,对这种梁山好汉似的故事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霉时,我的确曾羡慕过,叹息自己的父亲没这个好运而因此遭罪。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炫)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 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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