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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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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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2 七机部230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为坏榜样。”

后来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会很多的。坐到科委机关里指手画脚一下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里到处是派性,纠缠在里面很麻烦。只有深下去,抓产品、抓型号,先把卫星送上去,全局就活了。整个国防工业系统,七机部是关键,一院是关键,卡脖子的地方又在230厂,搞平台的,没有它,导弹就翻跟头了,所以230厂是关键中的关键。仗就要这么个打法。”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叙述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问他们,说我们不喝水。厕所堵了多少年,污水一直流到大门口,还是我们去了后找了些部件给换上了。暖气很多地方都没有,管子都冻裂了。”

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跟随父亲的邱锦春说:“一进车间,密麻麻的蜘蛛网从墙头一直挂到门口,地上厚厚的尘土能印下脚印。机床贴着封条锈蚀斑斑。工人们说,打革’开始,这里的机器就没开过。”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矗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我们还是接着陈保定说:“他没有家,只能住海运仓招待所,每天一早,我们都到那集合和他一起走。”

我妈妈说:“因为是住招待所,他走得早,早上没有开饭,就自己给他冲点儿麦乳精,匆匆忙忙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几乎每天都有等谈话的人,往往是通宵达旦。我真担心他吃不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他的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陈保定说:“他的红旗车一到,群众就围上来递申诉信,他也没有警卫员,司机老安帮他倒水,代他收这些信。我们的华沙慢,跟不上,等我们到了,他已经开讲了。

“找他的人可多了,老干部、年轻工人、有意见的、反对派的,什么三教九流他都见,党的作风在他身上很鲜明。有些人觉得他厉害,可我们不怕他。他下到车间,经常连一碗水都没有,他在台上讲演,下面工人就端水给他喝,用大瓷碗,他很豪爽,一饮而尽。下面的人就给他鼓掌。开始没有凳子,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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