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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道作了介绍，并调查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著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叹。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奸、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著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