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牧师（？）又在信中写道，十五日晚，日本军从安全区内的一个收存所里强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难民， 不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了。 对此，将在后面（第一二四页以后）连同有关资料一并介绍。
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幸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前引稿）。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
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
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一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
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
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
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道。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西方有纳粹主义，东方有军国主义》，载《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号）。
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
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 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
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
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
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
“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不相信。
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
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
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
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
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事实。
＇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政治家、学者。1793年5月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推翻吉论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暗杀——译者＇2＇ 丹东（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公开反对雅鲁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处死——译者
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借口要对通州事件进行报复，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往往与猛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
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