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霍英东不算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不合作。事实上，一年多时间的采访过程中，他多次鼓励我，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提醒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既吝于言语，亦拙于辞令，不是一位健谈之士。很多时候，他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反反复复陈述一些他可能自认为重要但已经讲过多次的内容；而且，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当我们正在就某个问题交谈时，他往往会忽然中断这个话题，而转谈一些与我的发问毫不相关的内容，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反过来问我，提出一些让人大感意外和摸不着头绪的问题，比如：“你在大陆有没有档案？大陆方面是否亦有我的档案？”他何以提出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一问，他说道：“……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国内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另外，霍英东既不喜欢评价自己，亦不愿意评价别人，对我提出的这类问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所以，即使他也多次在我的要求下讲出一些诸如朝鲜战争期间海上贸易、澳门博彩业之类的世人极感兴趣但又不为世人所知的真实内幕，但却极少有骇世惊人之语。
但是，那天晚上，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好，霍英东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亢奋神情，谈兴甚浓，甚至对一些以往避而不谈或总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话简单地掠过的问题亦主动提及，并且一反常态，谈得酣畅淋漓，出语惊人，似乎不吐不快。
“你从商已有半个世纪，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有个自我评价。假如人生满分是100分，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能听到霍英东对他半个世纪的商界生涯来一次总的自我评价，但我想，他可能会一笑置之，或答非所问；谁知，他连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不止100分，起码100多分！”
霍英东对自己评价如此之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连在座的那位已跟随他近50多年的老职员也大感愕然和惊讶。
他沉吟片刻，解释说：“为什么给自己打100多分，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不单只是自己赚钱，还帮别人赚钱。从朝鲜战争时的那一批人开始，所有帮过我，或者与我合作过的人，个个都赚钱、发达……”接着，他又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末了，他又补充说：“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过的人，都有负于我！”
“像你这么说，在商界，你真正的朋友不多？”我问。
他平静地说：“那倒不是，像李嘉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生意往来，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
环顾港澳两地商界，超级大亨不乏其人，但试想，能十足自信地宣称“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的，当中又有几人？而够胆表态“与我合作过的人，不少都有负于我”的人，当中又有几个？这些话出自向来处事作风极为低调的霍英东之口，不能不令人大感诧异和难以置信。
霍英东的这些话，令我想起几天前与他的一番交谈。那天，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霍英东突然递过来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内地作家写他的文章，他特别叫我看其中的一段，这段文字是作家虚构的，写的是小时候的霍英东，时常去找一个叫何叔的人，这人喜欢给他讲“厚黑学”……
看完，霍问我：“对这段文字有何看法？”
我简单地谈了我的看法后，霍英东一边处理商务，一边自语：“一个商人，信誉、道德很重要。如果人人都像曹操说的那样‘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这种存心，则天下就大乱了！世界没一个‘信’字怎么行？像‘文革’时，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用，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会，我们一起离开中银大厦，要去位于铜锣湾的中华游乐会。搭乘电梯下楼时，霍英东又问我：“‘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
“是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
“这个人写这本书真要命！听说毛泽东亦很钟意看古书？”霍又问。
“毛泽东很少看外国书和现代书，但确实很偏爱古书，《资治通鉴》是他最爱读的。”
“这本书讲什么的？”
“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中国朝代的演变历史，本来是写给皇帝以及士人借鉴的。”
出了电梯，坐上奔驰房车，霍英东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了一通“厚黑学”，他又引申到体育：“体育运动很有意思，打网球，球是否踩界，双方有时会争拗，甚至与裁判争论；打足球，时常亦会打架。但打高尔夫球就完全不同，这种运动没有裁判，没有球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律性很高。我们成班人打高尔夫，打完由自己报打了多少棒，全靠自律，靠一个信字。做生意也一样，没有信誉，那怎么行？”
霍英东反复强调做生意要讲信用，应该不会是为了标榜自己的为人，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话来判断霍英东几十年的商业道德行为。但霍英东的这番话，倒是再次调动起我去探寻他的商业活动、评价他的经商操守的兴趣。
霍英东叱咤商界半个世纪，其间，除了他在朝鲜战争时期的那段海上贸易经历，因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或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引致一些人的微词外，至今，尚没有听过关于他的商业行为的其他负面传闻——倒是政府和某人有负于他的消息，时常见诸于传媒书刊，或流传于市井坊间。何贤、“赌王”何鸿燊、“金王”胡汉辉等港澳两地的一些富商，也曾公开称赞霍英东对他们的事业予以极大支持。在港澳两地商界，霍英东信誉至上的商业操守，有口皆碑；尤其是同一辈的那些商家们，提起霍英东，个个敬重有加。有一位与我较为相熟的商家，早些年曾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共事多年，闲谈之中，一提起霍英东的商业操守，他总是跷起大拇指直呼：“霍英东好样的！”
有一天，我曾问霍英东：“自从你发达以后，有无担心过被绑架？”
“从来没担心过。”
“为什么？”
“做人，关键是问心无愧，要有本心，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据一些在霍英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人说，几十年来，从未见到霍英东出入带保镖，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几个月的采访期间，我见到他也总是独来独往的：自己搭缆车下山，独自步行到中华总商会开会，一个人前往中华游乐会打网球……
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发觉霍英东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看得很高——虽然这种自我感觉是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虽则如此，但霍英东并不在乎别人怎样评价他——或者说，他既不得意忘形于别人对他做出很高的评价，亦从不抗拒别人对他的贬损，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关于他的经历真实与否。这也正是1994年，当他得知内地一家电视台要开拍电视连续剧《霍英东》后，连忙致函当地党政部门表示不满的原因。他很清楚这类电视剧毕竟难免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会令他极为尴尬。
关于这本《霍英东全传》，霍英东多次向我谈及他的看法：“……材料一定要真实，哪怕有一两成内容是假的，也要不得，因为别人不知道多少是真，多少是假，造成真假难分。历史，别人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一定要准确。有些事实，无人知；有人知的，但亦无人写，比如澳门娱乐公司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好事，但亦并不是坏到什么程度。以前写我的一些文章，很多不经我看过，写得不是很真实。其实，赞我、骂我都好，关键是要有事实根据……”
“一些事情，我从来不想回避，朝鲜战争也好，澳门赌业也好，霍文芳事件也好。但很多事，外面写的并不真实。”
“很多人来写我，我都回绝了。写来写去都是东沙岛、朝鲜战争、卖楼花，不过如此。没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明白我的经历，到现在为止。以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那些关于我的书都是代表官方的。我始终觉得应该有一本回忆录、自传之类的书，并非想出版，只是留下一些史实，哪怕是留给自己的家人也好……”
我想，“留下一些史实”，应该是霍英东接受我的邀请，愿意抽出那么多时间与我交谈的主要原因。我记得，第一次到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去时，霍英东对我说：“……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已过去多年的事情可能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天起，在汽车上、在去番禺南沙岛的水翼船上、在赴广州的途中……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们面对面交谈。在采访中，我曾多次咄咄逼人地提出一些令他难以应答的问题，或没完没了地就一些他不想回答的问题发问，但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我很感谢他的宽容和大量。
回想起1995年8月28日，在乡村俱乐部交谈了两个小时后，霍英东竟毫无倦意，意犹未尽，又提议到他家里继续谈。
晚上10点左右，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冒着蒙蒙细雨驱车前往山顶种植道的霍英东私邸。在那里，霍英东把他一生的经历和人生的体验简明扼要地向我陈述，让我再一次去重温、分享他多姿多彩、波澜起伏的传奇人生。
约莫11点钟，我离开霍氏私邸。坐在房车里，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一路上俯望四周，如同浏览一幅巨型风景画：先是豪宅错落有致散布于山上，点点灯光星罗棋布地点缀夜空；到了山脚下，夜轮穿梭的维多利亚海港两旁，一幢幢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散发出璀璨的灯火，幻作一片灯海，把香港染成一个美丽迷人的不夜都市……我沉醉于这都市夜色，禁不住喃喃自语：“刚刚和我话别的那位长者，不正是这美丽的东方之珠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创造者？”
采访霍英东的时间前后一年有余，我们见面交谈时，我非常注重双方的交流，所以未曾顾得上用笔录，更多的时间，我是用录音机记录我们的交谈。整个采访告一段落时，我点了点我案头的一叠录音带，共有39盒，近80个小时。我很珍惜这些录音带，因为它们记录了霍英东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传奇。
当然，这本传记作品并不仅仅取材于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它除了源于我和霍英东的访谈外，还取材于我和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人士、霍家大公子霍震霆先生、最资深的霍氏集团职员凌汉伟先生（凌跟随霍英东40多年，堪称解释霍英东一生经历的活字典）、白天鹅宾馆和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一些职员等人士的交谈，以及我与各界朋友的一些海阔天空式的闲聊；此外，它的不少内容，还来自内地和港澳三地几十年间出版的一些关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史书和不少有关霍英东的报刊书籍资料，以及霍氏集团提供的一些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文件。
以下，就是霍英东一生的传奇经历。
绪言
霍英东：香港世纪的传奇
（一）
霍英东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个奇迹。
霍英东的成长过程和一生的经历，其实也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一个小小货运港口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
战前兴旺的海上货物驳运，3年零8个月的沦陷，战后军用剩余物资的买卖，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参与对中国“禁运”，地产行业的勃兴，银行挤提风潮，填海开港，淡水湖的兴建，“六七风暴”，内地开放后中港经济的交流和合作，《基本法》的起草，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炉灶”的搭建……这一系列关于香港发展和前途的历史大事，霍英东不但都身临其中，很多时候还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催化着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由此可见，霍英东不仅是香港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出色的创造者。
在当今香港商界，个人经历与香港的演变、成长如此密切相关，且足以反映出香港半个多世纪之历史发展的人，除了霍英东，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霍英东非凡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霍英东的历史，固然说得上是香港的历史；他的传奇，也可以说是香港的传奇；而他创造的奇迹，当然也可堪称为香港的奇迹。
（二）
霍英东财力雄厚，富甲一方，是香港屈指可数的超级大亨。
据美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6月号的“香港富豪排行榜”披露，霍英东的财富估计为25亿美元，折合港币约200亿元，在香港的富豪排名榜中约居第8位。霍英东庞大的商业王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公司性质，账目和财力不尽为外人知，故他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大大超过25亿美元。
霍英东经营的生意繁多，包括博彩、石油、地产、酒店、贷款、航运等等，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有些还是当地的经济命脉。例如他占最多股份的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专营澳门的博彩业，独领风骚，成为澳门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1994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澳门赌场的投注额约1500亿港元，其中上缴给政府的赌税约60亿港元，占澳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他旗下的公司。实际上，他和另一位澳门娱乐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有“赌王”之称的何鸿燊，都是澳门相当一部分市民的米饭班主。
（三）
不仅在港澳，即使在中国内地，霍英东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可以这样说，近10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