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建设商会刚成立不久，霍英东就以商会的名义，向政府致备忘录，凡商会会员建筑地盘施工遇到故障，请求准予延期动工，获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罚款；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暂停开投屋地，以调剂地产市场，此建议最后也获政府接纳；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屋贷款公司，推行以照顾香港白领阶层为目的之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公开发表一些关于地产市道走势的讲话。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他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万人，每年需要楼房约万余套；第二，过去经营地产者，在无利可图之情况下，放弃经营，形成地盘开工者少，楼宇减产；第三，港府不断对地产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四，经过两年来销售，尚存新楼不多，将来现货更感缺乏，有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第五，银行方面体谅地产业一时艰困，对于贷出款项，多不予以过分追迫；第六，东南亚局势动荡不定，不少游资流入香港，部分亦会投入地产业。
正如霍英东所料，香港地产市场在持续两年的低迷、疲软之后，果然在1967年初出现复苏景象，不少地盘先后动工，打桩声此起彼伏，楼宇交投活跃起来。
但是，地产市道初现复苏，只是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当时，香港正潜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已经隐约可见。
改组霍兴业堂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只由霍英东和其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后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由于霍英东的家人仍然操纵新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并保留分取利润的权益，故这5个新股东并无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文革” 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观望香港前途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罢工。5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 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