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子女而言，那些在外头有自己工作的则另当别论。
霍英东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子女经商，更反对子女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据霍氏集团的职员所言，霍英东曾对子女说：“若你们不听我的话，到外面做生意，我就和你们脱离关系！”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认为霍英东自己就是靠一个人白手兴家的，没理由反对子女从商创业。其实，正是由于他自小在商界打滚，见惯商界的风风浪浪，深知商界险恶，故而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去冒险。他有一个心愿：多一些子女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更直接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事实上，就有子女如霍英东所愿，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不靠父荫，靠个人本事打天下，成为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儿子还是政府属下的玛丽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
在10多个子女当中，只有“震”字派的三兄弟在霍氏集团，协助霍英东处理家族庞大的生意。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基于把家族生意发展光大的考虑。
霍英东在家族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家长制度，而子女们也对这位威严的慈父言听计从，一切服从父亲的安排，故霍英东对子女们的表现算是甚为满意，从来不太操心；唯一让他时常紧皱眉头的，就是那个名义上是他儿子的霍文芳。
霍文芳喜欢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霍英东对此大加反对。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霍英东在香港接到内地东北地区某省政府的来电，对方称：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们商谈合作拆烂船生意，我们已决定与他合作，并且会大力支持，尽力配合。对方原认为霍英东会表示感谢，谁知霍英东当即在电话里说：文芳与你们谈的生意，我一无所知，也与我无关，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放弃与他合作。结果，这宗生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据说，在此前后，霍英东曾多次责骂霍文芳，叫霍文芳绝对不能打他的招牌与别人谈生意。
令霍英东最为恼火和难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贩卖军火，在美国纽约被捕。霍英东听闻此事，极度震惊，愤怒非常，对着冯坚妮，口口声声大骂霍文芳为“衰仔”。
此事搞得霍英东面目无光，但爱子心切，他还是强忍愤怒之火，四出斡旋。
霍文芳一案公开于世后，霍英东当即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并很少与自己来往。但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是猜测此案与霍英东有关。其实，霍文芳涉嫌贩卖的15000支AK47自动步枪，利润只有24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1800万元，且还是与合伙人共得。这点钱相对家财上百亿的霍英东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不包括投资部分，霍英东捐给内地的款项就超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邓小平，和他谈体育问题。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邓小平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邓小平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除了中国队和香港队外，还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足球队。香港队在这次邀请赛中表现出色，先后击败了埃塞俄比亚、伊朗和中国一队而晋身决赛。在决赛中，香港队输给年青力壮、整体合作默契的中国青年队，屈居亚军。
中国政府对这次足球邀请赛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刚刚重出政坛的邓小平，还一起观看了决赛，并出席邀请赛的闭幕式。
7月30日晚，邓小平在球场贵宾室，会见霍英东。对于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霍英东闻名已久。自1964年国庆节在北京见到邓小平后，这是霍英东第二次与邓小平相见。
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精神奕奕。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起来。不知道邓小平当时对霍英东个人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的交流。由于邓小平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谈起足球来，兴趣甚高。会见之后，他们又一起观看了足球比赛。
当时，霍英东还和邓小平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霍英东一直珍藏着。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到达深圳时，接见了霍英东。霍英东把准备好的这张相片递上，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留念。邓小见到这张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笔，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北京参赛回来后，霍英东对记者谈起与邓小平会面的情形时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这是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我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会面，感到十分兴奋！”
自这次见面之后，霍英东就时常与邓小平会面——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1977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看看了！”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民主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