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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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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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霍英东断然否认,他说:“都不是的,那时,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听到一些人对我有不同的议论。我还记得,政协会议期间,政协搞了个茶话会,会上有两个人讲相声,他们一味讲一个打领呔的人,怎样精卫担沙填海,那时我们正在填白鹅潭建白天鹅宾馆……”
  “相声讲的是你?”
  “我想应该是的,我那时普通话听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时茶话会上打领呔的就是我一个人……”
  “那应该是赞你,说你像精卫一样,克服困难,做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的,直成(很清楚)是骂我,说我们异想天开……”
  霍英东是否夸大了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我们此处姑且毋论,但他确实是不理一切是非之议,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霍英东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在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霍英东回忆说。
  至于酒店的施工,霍英东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霍英东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200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霍英东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速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霍英东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14日上午一大早,霍英东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霍英东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
  霍英东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吃晚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他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霍英东心里更不安,因为他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10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他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之不安。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刚试业不久,霍英东又提出酒店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因为当时酒店的装修尚未完成,故有些人认为霍英东抢先开业是为了早赚钱。但据霍英东说,“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2月7日,也就是春节前不能全面营业,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酒店内的大量物资;另外,我认为酒店员工在三个月的试业阶段,经过实地培训,已基本上掌握了各自的工作技能,有条件全面开业。”
  1983年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白天鹅宾馆巡视,发现工程进度很慢,于是在宾馆连续住上13天,每天都到现场巡视、督促各项工作。那13天的时间里,霍英东整个身心都扑在酒店工程上,操劳过度。有一天,由于过于疲劳,竟和衣躺在椅上睡着了,连鞋子、袜子也不曾脱下。
  对于能否在2月7日全面开业,很多人都没有信心。霍英东自己说:“因为酒店情况极为混乱,酒店内有一个两千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两千多名酒店员工,加上旅客,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下5000人,令酒店显得极为繁杂和凌乱。施工人员用电梯搬运货物,人货混在电梯里拥挤不堪。而工棚和几千架单车,却把半个沙面也给占了。但由于酒店上下通力合作,加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酒店终于如期在2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了。”
  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所牵涉到的问题,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1986年7月,白天鹅宾馆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1990年2月,白天鹅宾馆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敞开大门让群众参观
  在兴建、经营中山温泉宾馆的时候,霍英东已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宾馆的人事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等等,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亦引起了关注。小试牛刀,不同凡响,更坚定了霍英东大胆探索和推行市场经济做法的信心。到了白天鹅宾馆时期,霍英东的意识已经很明确:通过白天鹅宾馆的实际操作,探索出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借鉴作用的模式。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人生的杰作之一,向来处理低调、不爱张扬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在接受我采访的几个月间,他也是多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谈起。每次谈到白天鹅,他总是显得意兴盎然,神采飞扬。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开头难’,那时‘文革’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怀忐忑迈出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改革必然会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原有制度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
  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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