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
天空略有云。8时响起了警报，但不久就取消了。一定是信号装置什么地方有毛病。周工程师9时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的信带来了他父亲于9月11日去世的消息。噩耗使我很悲痛。他的家人们会怎样呢？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也不必太担心，命运选中了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下述通知：
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驶抵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供全体德国公民作应急的住宿处。
德国大使馆
1937年10月1日于南京
10月3日，收获感恩节
天气阴沉沉的，正在下小雨，可以预料不会有空袭。今天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回来时带来消息说，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反复考虑，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又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加快修理，首先是我们又挽回了面子，也就是赢得了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今天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并且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正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说的“人像靶子了”？！
厄梅上尉在归国途中从上海寄来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说得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其他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炸弹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译注：原文为 Nantau（南桃），当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或许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令人感到无比的解放！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牺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对此是决不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已写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会比这里要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受到严重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在轰炸前不尽快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聪明些了！我将设法从上海买20安瓿～30安瓿回来，但愿能办到。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南京不久就不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2瓶乙醚和2瓶酒精，还花1。1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平常只值2角5分钱。如果不再有绷带包扎材料，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是刚从战壕里来的。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
10月4日
天空云层密布——不必担心有空袭！
在“库特沃”号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很愉快。我为此给德文《远东新闻报》和《中德新闻》寄去了下述文章：
夜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发自船上的报道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亲友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你们正怀着恐惧和担心关注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们从容而冷静地阅读这个标题：在南京的德国人庆祝收获感恩节。
——在南京吗？（有人一定会这么问）——是的。——是在空中被包围的南京吗？那里的生活不就是意味着长期蹲在防空洞（应读成“英雄地下室”）里吗？？——住在那里的人，正如我们中的一人不久前说的那样只是作为“人像靶子”到处奔跑，他说的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是的！就在南京！你们听吧，你们惊讶吧，以便你们大家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能够落地。
我们的贴心报纸德文《远东新闻报》于今年9月21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准备，保证留在南京的80名德国公民的安全……”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错误都不会犯。”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加上精力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是如此，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不是图克沃？）（译注：拉贝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意为“哪儿在开战”），一旦有危险，它就可以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遇上极好的非航空天候（这里应对不明情况者加以说明：“非航空天候”的含义是雨天或阴霾的、昏暗的天气，这时就不会有空袭；相反，“航空天候”就是有阳光的晴天，这样就会有日本人来访）。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14时，我们登上了已经停在下关的渡船，它用20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善良的老“库特沃”那里。经常载着我们在长江上颠簸的这位亲爱的“老姑娘”（建造于1895年），这时正躺在那里，一点没有冒烟，悠然地享受着星期日的安静，表面上看无动于哀，实际上在密切注意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报道，只有船上的卐字旗表明了它特有的作用。我们在熟悉的舱间里作短暂参观，连最爱挑剔的老东亚人也无法对轮船的整齐清洁挑出一点毛病。具有查理大帝风格的船上大厅，依然保持了它原有的舒适感，餐厅的桌上已经摆好咖啡，它使所有顾虑膳食不佳的人哑口无言，更不用说那个从中山路被赶走的基斯林一巴德尔糕饼店老板（党员谢尔）了，从水面上就可以看见他正悠闲地依傍在烟囱处（要不就是船舷栏杆？）。
船上已经安置了几个常住客人：女士有鲍曼夫人、齐默尔曼夫人及女儿，还有克勒格尔小姐。她们代表东道主亲切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们，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第一批客人分散在各个甲板上聊天。14时15分，出现一艘带有卐字旗的流线型摩托艇，腹部有“拉尔克”船名。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错了！原来它只是一艘装饰成节日气氛的许尔特尔一霍特有限公司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的确只是每小时航行一海里多，因此与“长江客车”的外号是不相称的。15时，大使先生带着其他成员来了。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大使先生，并陪同他再次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同共进下午5点钟茶点。人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花了一个多小时。前甲板布置了卍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眨眼间变成了节日的会场。我们在庄严的气氛中走了出来，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目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使我们能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特劳特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在保佑着身处异国的我们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会忘记。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即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可以断言，聚会上没有谁公开抱怨过。等我们回家后才出现公开而严厉的批评。“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国旗之歌》唱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的时候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不缺！
约翰尼
10月5日
航空天候。8时30分响起了警报，以后是一片安静。我们等待着第二次信号。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搞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我早就希望有一副望远镜了。我用它一定会看清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没有望远镜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时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飞往芜湖去了。那是被欧洲人看作安全的地方。
白天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1。1万元，它又充实了上海那里的钱箱！
下午5时3O分有警报。我们看见3架中国飞机在南京高空飞行。虽然无法看清楚它们的标志，但它们肯定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是向自来水厂飞去的。它们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跟踪和进攻，中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垂直地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后来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了空中的许多嗡嗡声。这时天黑了下来，嗡嗡声很长时间没有停止。
下午6时45分，警报取消了。解除了警报，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报纸报道说：对南京的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时响起了警报。里贝太疲劳了，根本就没有起床。我在黑暗中穿好衣服，定到楼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躲在我的防空洞里，必须有人去照管，不使有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安排好一切后，便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时终于解除了警报。
10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好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有高射炮在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燃烧着掉在城南，或者也许还要更远一些（在城墙外面），我的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其余日机掉转头去，还扔下了好几枚炸弹。12时30分危险过去了。
14时45分，警报又接连而至。天空阴沉沉的，很难辨清飞机。所有高炮中队都开了火。16时，敌人消失了。就今天而言，轰炸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安静。普罗布斯特博士从桂林打来了电话，他将于星期五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他带了很多行李，想要两辆汽车。我决定宁愿和韩（湘琳）先生用3辆车亲自去接他，使之能一路平安。他还说，想在当晚就去上海。普罗布斯特博士的最后一些话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又响起了警报。当时正好17时，天空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时30分警报解除。
18时～19时，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处喝茶。我们一同坐了一小时，讨论了一般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情绪。华北已丢掉了，对此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还会坚持多久呢？
20时，再次响起了警报！今天似乎没完没了了。四周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来。我把我们的许多中国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找齐了，总觉得院子里黑暗处还有什么在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洞洞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我俩立刻就睡着了，我们确实太疲劳了。21时30分响起“警报解除”的信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可惜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还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我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并不感到很兴奋。要是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没有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往往会有许多琐碎的事使人不得安宁。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安宁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安静！
10月8日
阴霾的天气，雨水就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和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自己的司机总共开了3辆汽车一同到达�